2010年春节前夕，《昭通日报》记者张世友先生采访我，要我讲讲儿时在彝良的生活，从而勾起了我对故乡的思念。我怀念故乡的山、故乡的水、故乡的人、故乡的魂。大年初二，除了已入藉加拿大的大女儿一家外，我带着妻子、妹妹、妹夫，小女和女婿，还有我的两个学生夫妇，一行11人，驾车前往那阔别多年、魂牵梦绕的故乡。

　　一、  故乡的山

　　47年前，还不满17岁，我离开家乡到昆明上大学，从彝良到昆明四天车程，而现在5个小时可达。当年的昭彝公路。实际上只是修筑内昆铁路时建造的便道。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初，我父亲负责便道修建的材料供应工作，经常几天不能回家，有时半夜回来，天亮又去工地。在莽莽苍苍的乌蒙山区，修筑一条能通过汽车的便道，的确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我记得，出彝良县城20多公里上分水岭，有38个大弯，海拔上升1000多米。山下是一片片梯田，山上却是一片荒凉，偶见小块灌木间的羊群。山顶几乎终年有雾，有几次乘车经过，五、六米外就什么也看不见，只能开着大灯，鸣笛前进。彝良到昭通72公里的行程，汽车要走4个小时。

　　10岁时我曾随到昆明上大学的哥哥和大姐从彝良县城步行到昭通，站在分水岭上往下看，大雾中仍可见山脚下梯田中的水在阳光下的反光。大姐告诉我，有亮光的地方叫“亮子沟”，父亲的妹妹、我们的四姑就嫁到那里的戴家。戴家祖上在清朝立过战功，朝廷承偌封给他“一眼之地”，但分封那天有雾，在分水岭上就只看得见那一沟水田，于是戴家只得到一条沟的封赏，几百亩田，地主而已，到我们的四姑这一代，已经只有几十亩地了。大姐说，如果那天没有雾，可能看得到一、两个县的地面，四姑和四姑父可能过不了土改那一关。

　　但从县城往北到四川方向，却是另外一种山势和山形。洛泽河，关河两岸，几乎都是悬崖峭壁。彝良到盐津，途经豆沙古镇，也叫豆沙关，古代叫“石门关”。这里是当年内地进入云南的必经之路，峭壁上还有古代留下的悬棺。一段从岩石上凿出的小道，就是史书上记载的“五尺道”，至今还可见数以百计的马蹄印迹。唐贞元十年，御史中丞袁滋到大理册封异牟寻为南诏，路过此地，曾摩崖题记，是为西南边疆文献中不可多得的实物史料。

　　站在石门关上，一眼可见前方几百米宽的峡谷中并列着五条通道：（关河）水路，老的二级公路，（水麻）高速公路，（内昆）铁路和五尺道，堪称水陆交通博物馆。

　　由此往北，车行100公里左右，就到了水富县的大峡谷。由于建溪洛渡电站，已难见当年峡谷雄姿，大峡谷温泉已经由谷底迁到山顶。

　　初五日，气温骤降，路面结冰，我们正好要返回昆明。在大关县岔河到昭通约50公里的公路上，一万多辆车走走停停，原地打滑的车辆，只好请路旁早有准备的农民在车轮上拴上铁链，这一段路，车行9个小时始达。晚上11时，我们继续往昆明行进。此时，雪越下越大，驾车行驶只能看到前车的尾灯。雪花在车灯的照耀下迎面扑来，雨刮在吱吱作响，才走了不到10公里，交警宣布道路封闭，车辆纷纷掉头返回昭通。

　　乌蒙磅礴，气势恢弘，由南往北，愈加险峻，入川之后，山势渐缓。地形的险要，气候的恶劣，铸就了人们能吃苦耐劳的精神，民国以来，从这里的大山深处，走出过多少乌蒙儿女，参加护国讨袁，抗击倭寇，在中国近现代史上留下了他们坚实的足迹。

　　二、故乡的水

　　故乡的大小河流数以百计，环绕彝良县城角（当地人读guo）奎镇，就有三条河：大河（洛泽河）、小河和小米溪。家乡的河流，全都属于金沙江水系。

　　我是在山水之间长大的。夏天，在炎热的阳光下，裸着身体在河中游泳，在河滩上收集石灰石，砌成堆，卖给烧石灰的老板，平常一天下来，有一、两角钱的收入，碰上雨后涨水，上游冲下来的石头多，可以卖五、六角钱。把钱交给父母，心中十分高兴，觉得自己长大了，可以为家庭分忧解难了。

　　最喜欢去游泳?地方是“偏岩子”，在县城西南七、八百米。那里的河边一面是陡峭的悬崖，一面是一片桑林，偶尔可以摘得几颗桑椹吃。当一群小孩和个别大人赤裸着身子躺在河边沙滩上晒太阳时，大人就会讲与“偏岩子”有关的县城解放的往事。至今记得，解放军就是夜晚从悬崖上进入县城的，据说带路的人没有讲清楚，有两个大军从悬崖上摔下来牺牲了。在县城南边的关山上，确有30多座烈士墓。这个故事我听了好多遍。每当听大人讲至此，我看着蓝天白云，后悔自己出生太晚，没有能够给解放军带路。

　　大河小河一起涨水是我们最兴奋的时候。除了可以捡到更多的石灰石外，还可以在水退时去捉鱼。当地有一种捉鱼的办法，用石头砌瑅将河流拦成一个八字形的喇叭口，侧面留一小口，装上竹槽，鱼儿游到附近就会被吸进槽内。9岁时我曾从槽内捉到一条8斤多的大鱼，脱下衣服包上抱回家，母亲说，卖了给你缝件新衣服，于是我记忆中第一次穿上了新衣。

　　全城的饮用水都来自这几条河，下河挑水是每一户人家的日常工作。县城的人家，都自觉遵守一个约定，上午的河水是饮用的，下午才能在河中洗漂衣服。我的挑水生涯大约从七、八岁开始，从半桶到一挑。11岁上初中时，学校在半山上，学生的日常劳动课就是挑水，那时已经可以挑满满一担水了。

　　少年时的劳动似乎都与水有关。由于我们兄妹6人都在上学，父亲每月只有20多元的工资，孩子们做点零工贴补家用，对那时县城的大多数家庭来说，是再自然不过的事。由于认真负责而又有点经验，父亲经常被调去搞建筑工程的管理。记得修建县医院时，我和姐姐每天放学后都要去背砖瓦或者扛木料。河上没有桥，我们背、扛重物，要从膝盖深的水中淌过小河和小米溪，一趟大约是5分钱。

　　那时的生活虽然艰苦，但感觉上绝对是幸福的。一是因为听了太多的革命传统教育，觉得再苦也苦不过红军爬雪山过草地；二是觉得自己是能做事的，是有用的。

　　在沙滩上还有一种玩法，一个小伙伴在沙滩上或坐、或蹲、或站、或躺作为障碍，其他人助跑后跳过他的身体，跳不过去的，换作障碍物。这种运动产生了意想不到的效果，刚进大学一年级，在跳高课上我居然跳过了1.5米，马上被吸收进入校田径队。

　　47年了，我总想在故乡寻找儿时的记忆，想让故乡的水再一次清理我几十年回忆，洗涤游子身上岁月的尘埃。但在我的眼前，清澈的河水已经消失，使我怅然若失。

　　三、   故乡的人

　　我非常喜欢《父老乡亲》这支歌，它描述了那浓郁的乡情：“胡子里长满故事，欢笑中埋着乡音。”至今，我还记得许多“胡子”里出来的故事，而不管我在天涯海角，几句话我就能分辨出乡音。

　　尊老爱幼，是故乡人的传统美德。这不仅是对活着的人，还包括逝去的亲人。记得家中老屋的神龛上，大书“天地君亲师位”几个大字，还有由云南著名画家廖兴学先生为祖父画的油画肖像。逢年过节。全家都要虔诚祭祖，晚辈们轮流跪拜。祖宗的坟墓，春节、清明、农历七月半，都要祭扫。除了这些节日，在逝去亲人的生日（蓂寿日），还要以酒饭祭奠。

　　由于这种传统的熏陶，故乡人对长辈恭敬有加。长辈不一定是年长者，主要是按辈分。我在故乡辈分很高，同龄人中，我常居伯伯或爷爷辈。罗炳辉将军的孙女罗惠安女士，现在是昭通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因其先生是我侄孙，就比我低了两辈。他们的子女称我“老祖”，而他们已有了孙辈，只好称我“太老祖”了。

　　我们行车至昭（通）待（补）公路昭通入口，市政协张副主席和罗惠安一家已在那里等候。罗惠安的孙子和外孙女给我们献上鲜花，我是“太老祖”，而同行的学生们，则按年龄分别称叔叔伯伯，就连我的小女，也被称作老人家。

　　在豆沙古镇，侄儿俊力热情接待了我们。他很自豪地告诉我，重建的古镇是他在县招商局长任上引资开发的。如今古镇成了旅游景点，老百姓日子好过了，他也得到了当地人的尊重。但在长辈面前，无论是盛饭敬酒，总是恭恭敬敬地用双手。陪我们到蜀南竹海的侄女和侄女婿，一碰到上坡下坎，总要过来搀扶，，使我融溶在浓浓的亲情中，感受到中华民族的传统，真挚淳朴的乡风。

　　彝良县城解放初期只有一千多人，在我的印象中，所有的人都是亲戚。除了外来干部称“同志”，乡下人叫“老乡”，城里人见面，一概以亲属关系称呼。父亲排行第二，被从“二叔”、“二爷爷”叫到“二老祖”。我幼时怕见辈分比我高的人，一个原因就是不知道见了人如何称呼。必须去见时，总是要先问父母。见了面按辈份称呼。由于“同志”是干部和“公家人”的专用称呼，老百姓是不能称同志的。而当地的外来干部，为了工作方便，有时也学当地人，按朋友或当地同事的角度找一个恰当的辈分称呼，以拉近关系。

　　我们家不是彝良土著，不知哪一代由湖南迁来。到我这一代，“元宗祖有德，斯文才敬人，世代兴百永，荣华兆庆鸿”二十代家谱已经用完，湖南老家在民国期间曾派人送来后二十代家谱：“俊仕振家声，朝端位上卿，诗书明楚玉，相爷本儒生”。听父亲讲，迎家谱的仪式非常隆重，老家来人在四川宜宾（叙府）码头登岸，家族派人在宜宾迎接，一路护送到彝良。

　　父亲名庆龙，字玲堃，解放后户口册上是其字而非其名，我一直不解。直到前几年听百家讲台，才懂得“名”只有长辈和老师能叫，其他人只能称字而不得直呼其名。

　　如今，彝良廖家“庆”字辈已经无人，我算最老辈的了。每餐饭必定被安排在主座。离家47年，50岁以下的人基本都不认识了，但老家的人对我并不陌生，一则因为廖氏是旺族，二则我在老家读书至高中到考大学，一直保持第一名。母校的老师经常把我作为典型宣传。

　　在彝良只吃了一顿早餐，卖早餐的人家刘姓，前店后家。我被请到家中吃水粉。一下子聚集了好几个人。一顿普通的早餐，在热烈的乡情俚语中，竟吃了近一个小时。

　　故乡的人，纯朴、忠厚、能吃苦耐劳，有奋斗精神。当他们走出大山后，很多人都能有所作为。但多数人却默默无闻地在故乡的土地上耕耘、生活、繁衍。他们用最深沉、最真挚、最热烈的情感来拥抱从外地回来的游子，使人感动、使人难以忘怀。有时我甚至被一种深沉而复杂的情感所支配着，情不自禁地流泪。

　　四、故乡的魂

　　故乡的魂，是这里的山水孕育、人文熏陶出来的那些风云人物。彝良的罗炳辉、刘平凯，昭通的龙云、卢汉最具代表性。这些人，都和我们家族多多少少有些关系。

　　罗炳辉和刘平凯一武一文，都是共产党人。新中国成立60周年，罗炳辉将军入选“100位为新中国成立作出突出贡献的英雄模范人物”，孙女罗惠安还应邀参加了新中国60周年庆典。

　　罗炳辉是中央军委确定的33位军事家之一，1897年出生在彝良县角奎镇偏坡寨一个农民家庭，1915年徒步到昆明加入滇军，由战功而任北伐军营长，1928年在江西吉安靖卫大队长任上率部起义加入中国工农红军，长征期间任红九军团军团长；抗日战争期间，历任新四军五支队司令员、二师师长；解放战争开始，任山东军区第二副司令员兼新四军第二副军长。由于长期抱病征战，1946年病逝于山东前线。陈毅追忆词云：“戎马三十载，将军滇之雄”。

　　罗将军具有故乡人豪爽、勇敢、诚实的性格。我幼时就能背诵他在1938年父亲逝世时由江苏新四军任上送回老家的挽联：

　　“痛吾父幼小困穷厄，尝备炎凉，鞠劳七十又六龄，到老来只剩一身孤苦，易箦呼儿难瞑目。

　　感不孝早岁事戎机，历尽艰危,转战二万五千里，看今日挥戈大江南北，誓歼倭寇奠先灵。“

　　电影“从奴隶到将军”取材于罗炳辉将军的事迹，影片的主人公罗霄是一个由彝族奴隶娃子成长起来的将军。受此影响，很多人都以为罗将军是彝族，我在南昌的八一纪念馆中看到，罗炳辉与粟裕一起，被列为人民解放军的少数民族将领，而我们都清楚罗将军是汉族。我曾问及惠安，她也认为是受电影的影响。我想，这大约还与彝良的县名有关，产生了误导。

　　我看过许多罗将军的照片，觉得惠安长得很像其祖父。多次接触，从惠安豪爽、诚实的性格中，我仿佛看到了将军的影子。

　　刘平楷，字履端，1902年出生于彝良县城角奎镇1917年入昆明省立一中。1922年7月到北京求学，期间投身革命，历任中共豫陕区委常委，南京地委常委，上海沪东、闸北区委书记，湖北省委书记，满州省委代理书记，云南省委常委、组织部长。1930年7月26日被杀害于昆明模范监狱，年仅28岁。1989年，“刘平楷烈士资料”出版，时任中共云南省委书记的普朝柱为其题词：“革命的先驱，青年的楷模”。

　　刘平楷被捕后，中共地下组织和故乡人曾全力营救。他的表弟是我的三姑父陈文友，当时在滇军朱晓东师任职，在刘平楷身份未暴露时，曾请朱师长出面讲情，为此，姑父受到当局怀疑。中共云南党史资料记载，国民党云南省党部曾密令“朱师长准省党部咨请注意陈文友行动”。幼时我曾随父亲到刘平楷家，其遗孀尚在，我只记得对其女称大姐。而?父陈文友，后来任过民国的几任县长而一直不能升迁。我上大学时，姑母还在昆明，不时有所接触。

　　龙云、卢汉是昭通人，卢汉是龙云的表弟。二人曾主政云南二十余年，后来成就了云南和平起义。卢汉的一个侄媳是我表姐。1964年，父亲在昆明学习，曾带我去过她家。

　　大年初二，我们一到昭通，就去参观正在修复中的龙氏宗祠。宗祠记载了抗日战争期间阵亡的数万昭通籍健儿的名录，还有龙云仅存的第六子龙纯德先生由美国返乡时提供的一批珍贵照片，其中既有龙云与蒋介石的合影，也有与毛泽东全家的合影。初五在彝良，参观罗炳辉将军纪念馆，看到很多资料和将军遗物。在这些史迹面前，追忆那些烽火连天的岁月，不禁肃然而呼：魂兮归来。

　　贺知章诗云：“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毛衰；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诗意苍凉而深沉，愿以此诗结束我的故乡之行。

（廖鸿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