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又来到南湖边。

　　初夏清晨的南湖，美不胜收。波光潋滟的湖水，映衬着满天的红霞，显得宁静而热烈；湖堤上灿烂的凤凰花，如同少女羞红的粉腮，透着阵阵暗香，沁人肺腑；赭红色格调的水上餐厅，静卧于一波湖水之上；西景区的桂堤、水榭、雕塑、四岛、六桥沉静在雾霭中；不远处矗立的六角亭，风铃在晨风中摇晃；婆娑的细柳枝，在晨曦中随着微风拂过湖水……

　　湖北岸那一抹哥胪士洋行的法国黄，还是七十年前夏天的颜色吗？哥胪士洋行二楼的那一个“深宵的灯光，漂白了四壁”的房间，还住着我崇敬的先生闻一多吗？

　　1938年的春末夏初，先生随着西南联大文法学院一起南来。在山河破碎的祖国南疆，寻到一隅山青水绿，清静舒适，蓝天高远的静土。那一群从长沙战火中步行来滇的读书人，尽管长途跋涉的疲倦仍在脸上，尽管长衫褴褛，尽管满是餐风露宿的痕迹，但却充满了飞扬的青春，不屈的斗志。在五月的南湖岸边，他们很快就恢复了学子的风采，男的衬衣洁白，女的裙裾飘飘，成为蒙自南湖岸上亮丽的风景线。我不知道那时的蒙自人是否意识到，许多的南湖佳话将就此形成？！在这些飘然而至的文雅人士中，许多高山仰止的大师就在其中？！

　　先生那时蛰居在风景如画的南湖北岸的斗室中，除了上课、吃饭外，足不出户，独自沉醉在《诗经》《楚辞》的华章中，“怒读救国”。历史教授郑天挺为了他的身体，劝他“何妨一下楼呢”，由此博得“何妨一下楼主人”的雅号。正是在那间“何妨一下楼”上，先生由《诗经》学者变成《楚辞》学家。

　　我对先生的崇敬，源于初中时所学的名篇、真正意义上“最后”的《最后一次演讲》。学了那篇语调慷慨激昂，言辞激烈犀利的民主绝唱后，我也是血脉贲张，激动不已。还在那时，我心中便悄然埋下了渴望了解先生生平、思想的情愫。到蒙自后，我在南湖崧岛傍耸立的巨石上看到先生叼着烟斗的头像，以及镌刻在头像下面的“诗人最主要的天赋是爱，爱他的祖国，爱他的人民”的先生一生践行的话，旁边还有楚图南题字的纪念亭和赵补初撰写并手书的“仰止高亭永忆春之末章粉碎琉璃一生奋斗为民主，长吟遗作忍看你的膏脂泪流蜡烛千秋不息向人间”的对联，对先生一生的追求作出了高度的评价。

　　先生自幼聪慧，出生于书香世家的他，自小就受到了良好的教育。我看先生的一生，在其内在的发展来看，是个极其矛盾的统一体。有很多极为复杂的冲突，在先生的身上竟然和谐地统一在一起。先生生于旧世书香门第，五岁入私塾，从小饱读诗书，却于十岁能到具有现代教育观念的武昌两湖师范附小去读书，在辛亥革命浪潮中，十余岁的小孩能慨然剪掉辫子，与旧社会决裂。1912年冬，先生考入北京清华学堂，自此在清华度过了近十年的求学时光，在五四运动中，先生参与其中，领悟了真正的“五四” 精神 。1922年7月，先生赴美，在芝加哥美术学院、珂泉科罗拉多美术系接受西洋美术教育。在国外，先生受到了西方民主思想的影响，形成了“天赋人权，反对独裁”的世界观，为其成为民主斗士奠定了思想基础。总的来说，先生从旧的封建家庭出身，受新式教育，是为矛盾一；在清华学的是外语，到美国学的是美术，是为矛盾二；回国后先当外文系主任，又当武汉大学文学院长，是为矛盾三；靠写新诗蜚声诗坛，却又成为故纸堆中的书虫，对《诗经》、《楚辞》、唐诗中杜甫诗的研究，作为“在古代文献中作为一枚鱼雷”，研究到“前无古人，后无来者”（郭沫若语）的地步，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是为矛盾四；先生做学问，坐的是冷板凳，下的是死功夫，以至于“何妨一下楼”，却又在民主运动中，“用火的语言，气势磅礴的声音，为民主奔走呼号”（王均语），舍生取义，从极“静”到极“动”，是为矛盾五，……先生之矛盾，数不胜数。但这些矛盾，却在“为了国家和人民的根本利益不惜牺牲个人一切”的崇高信念下紧紧地联系在一起了。

　　从先生一生走过的历程看，在其所居住、学习的环境中，先生与湖有着不解之缘。先生出生于湖北浠水长江边上的古巴镇，那儿有一个辽远宽阔的大?——望天湖，湖面烟波浩渺，沙鸥翔集，收川汇水，造就了一个富庶的鱼米之乡。先生少年时，常在湖边玩耍嬉戏，湖成了先生天然的乐园。至1910年，先生到武昌上小学，就读于张之洞创办的两湖师范附属小学，校园内有都士湖和菱湖这两个湖。湖使学校增添了许多灵气，校园内曲径通幽，名花异树散落岸上，与教室内的琅琅书声相得益彰。1912年冬至1922年7月，先生在清华园求学。十余年的时光中，清华园中的荷塘，亭亭的荷花开了又谢谢了又开，先生从少年到青年，也曾走过清晨也曾走过黄昏；及至1932年再回母校，也一定像朱自清一样欣赏过撒满月光的荷塘。1938年，国难当头的时候，先生辗转来到云南蒙自，在南湖边上课讲学，钻研学问，让这一湖的美景添了无数的神韵，南湖因为有了先生更令人神往，先生因有了南湖而长存。1939年先生随学校回到昆明后的八年时光中，一直住在翠湖边的西仓坡上。坐在临湖的家中，从窗内俯看满眼清翠的湖中景色，雕梁画栋的亭子，迂回曲折的廊郭，郁郁葱葱的竹子，可以为先生缓解做学问的疲倦。

　　先生因抗日战争的暴发而来云南，在云南待了八年，曾经经历的苦难让先生对日本投降后的中国充满了美好的希望。但天不遂人愿，国民党反动派及独裁者再起事端，建一个民主和谐的国家的希望何其渺茫。于是先生走出书斋，毅然加入民盟，为“咱们的中国”唱出民主的绝响。在1946年7月15日的下午，在黎明前最黑暗的时刻，在翠湖边西仓坡上回家的路上，先生倒在前进的路上。我不知道那一天的天上是否有太阳？我不知道先生在倒下的那一刻，是否回望过翠湖的雅致与淡然？

　　先生生于湖边，长于湖边，又牺牲在湖边。从故乡的望天湖，到少年时的都士湖、菱湖，到青壮年时的清华荷塘，再到云南的南湖和翠湖；在这一过程中，先生由顽皮的少年到学生、到诗人、到学者、到民主斗士，“拍案而起，宁可倒下去也不屈服”（毛泽东语），成就了最伟大的爱国诗人，成就了我们民盟的先驱。

　　我每到昆明，都要到先生殉难的西仓坡上，瞻仰先生的遗像，看看先生当年窗前的翠湖，想象先生当年在湖边匆匆地走过；我也常常在闲暇时在南湖边驻足，在先生雕像前凝思，抬头便望见先生在哥胪士洋行的故居，我似乎又听见先生说，“南湖如纯朴秀丽的农家少女，我更爱南湖” ……

　　在七十年后的某个清晨，葱葱郁郁的树影里，我仿佛又看见先生匆匆地从湖边走过。

（民盟蒙自文教支部    王海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