廖鸿志副主委代表民盟云南省委在民生论坛上发言：社会差距与公众心理

　　胡锦涛同志在中共十七大报告中指出，构建和谐社会，要“最大限度增加和谐因素，最大限度减少不和谐因素”。差距从来就是社会不和谐的因素，但社会差距的存在是永恒的，问题是有些差距公众能够接受或者在一定阶段、一定程度上能够理解，而一些差距却使公众不安、不平、抵制、仇视甚至产生社会报复心理，影响到社会和谐，发展下去可能引起社会动荡，因此应该对差距引发的公众心理进行认真的分析，并采取积极措施消除或者缩小差距。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地区之间的发展差距，不同人群之间的收入差距，已经深刻影响了公众的心理状态，甚至引起了公众思维模式的变化和传统信仰的缺失，导致一些新的社会矛盾滋生和发展。

　　一、地区发展差距导致落后地区公众自信力减弱、政府公信度下降

　　大国（强国）的国民有大国的心态，一般而言，是心理上的自豪与自信，自豪使人扬眉吐气，自信使人有积极进取的精神。发达地区的公众，相对于不发达地区而言，同样具有更高的自豪感和更强的自信心。

　　上个世纪七十年代以前，国人公推上海产品，上海人扬眉吐气，他们享有其他地区的公众不能享受的待遇，有可购买外地紧缺商品的各种票证；日本成为经济大国，日本人一度成为最受世界各国欢迎的投资人和旅游者；广东经济发达，会粤语者在其他省区很多酒店招工时都有优先权。经济发展的差距不仅影响了公众心理，而且直接影响了公众利益，如对公共产品（包括教育）的享受水平，就业机会等等，这些差异导致落后地区公众的自信力下降。

　　专家认为，社会公正有两个基本价值取向：一是共享，二是为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提供充分的空间。地区之间的发展差距，既然造成了社会公共资源的共享和发展空间的自由度的差距，就必然影响地区公众的价值取向，引起对社会公正程度的置疑。

　　中国的地区差距（不含直辖市），如果仅从人均GDP来衡量，2004年，人均GDP最高的广东，为21830元人民币（下同），人均GDP最低的贵州，为4225.6元，省区之间的差距为5.17 ：1；云南州市之间人均GDP最高的昆明达18734元（只有广东全省平均水平的85.5%），人均GDP最低的怒江为3453.4元，差距为5.43 ：1，超过了全国省区之间的发展差距。2006年，省区人均GDP最高的浙江，为31874元人民币，人均GDP最低的贵州为5787元，差距扩大为5.51 : 1；云南州市之间人均GDP最高的昆明达19730元（只有浙江全省平均水平的61.9％）,人均GDP最低的昭通为3838元，地区之间的差距为5.14 : 1,虽然省内地区差距有所下降，但与发达地区的差距却明显增加。而且在一个整体上发展滞后，发展水平不高的省区，内部尚有如此巨大的差距，对区域内产业结构的调整，产业的扩散与集聚，资源的开发与利用，社会保障体系的建立，都会产生巨大的障碍。

　　地区发展差距，有其历史、文化、地理等方面的深层次的原因，政府采取什么政策，在一、二十年内将相地区之间的差距尽可能缩小至2--3倍，是中央和省委、省政府应该重点考虑的问题。

　　二、城乡居民收入之间的差距---两种户籍制度是否合法

　　改革开放前，我国城乡截然不同的两种户籍制度，加之严格控制农民离开土地去从事农业以外的经济活动，既违背了宪法这个国家的根本大法，也违背了客观的经济规律。2007年，我国第一产业（农业）在GDP中的比重已降至 15%，云南降至 18.4%，但全国仍有60%的农村人口，云南农村人口甚至高达70%，劳动力结构没有随产业结构的变化而同步变化，这是城乡收入差距拉大的主要原因。

　　中国城市居民与农民之间的差距由来已久，改革开放初的1978年，全国城乡居民人均收入分别为316元和133.6元，差距为2.37 ：1；云南城乡居民收入分别为327.7元和130.6元，差距为2.51 ：1。２006年，全国城乡居民可支配收入分别为11759.5 元和3587.0元，差距为3.28 : 1；而云南城乡居民可支配收入分别为10069.89元和2250.46元，差距扩大到4.47 : 1，云南农民收入只有全国农民收入的62.7%。全国城乡收入差距２８年以来扩大了38%，而云南城乡收入差距扩大了78％。

　　其实，从70%的人口分享18%的GDP这一数据，城乡收入4倍左右的差距已经是不争的事实，再加上劳动生产率的差别，差距超过4是必然的。

　　解铃还得系铃人，改革开放以后，允许农民从事二、三产业活动，从农业以外的经济活动中获得收入，无疑是明智之举。但农民当了工人，住到了铖里，仍然还叫“农民工”，在社会保障、教育等方面仍然不能享受与城里人相同的待遇，必然引起广大农民群众的反感。长此下去，有可能引起新的社会矛盾，甚至可能引起社会动荡，解决这一问题已经刻不容缓。

　　开拓新的发展思路，采取切实有力的政策和措施，尽量缩小城乡收入差距，是云南建设和谐社会的关键。没有3000多万农民的小康，就没有云南整体上的小康，就不能实现2020年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总体目标，更谈不上建设富裕、和谐的云南。

　　三、行业收入差距---城里人也分等级

　　我国行业之间目前存在巨大的收入差距。如果差距来自竞争性行业，公众是能够理解的。问题是高收入行业，基本上都是国家垄断性行业，如烟草、电力、石化等。国家垄断行业中的企业，是靠国家投资发展起来的，国家投资是全体纳税人的钱，形成的资产也是国家所有，利益也应全民分享，但现实是利益在行业内得以充分体现，在公民群体之间造成了巨大的经济鸿沟。

　　当劳动者具有相同素质、相同训练成本、相等的择业机会、付出相同劳动而其所得有巨大差距时，说明社会发育程度低，社会成员会有不公正的感受，必然会引起一些社会问题。这些问题处理不好，会导致部分社会成员采取一些过分的行为，特别是使用公共财政的开支。如原来教育行政部门管理的学校教师和企业单位学校的教师，都是由国家安排到不同性质的学校工作的，自己没有选择的机会，培养成本、个人素质、工作强度等差别不大，而退休后的社会待遇却存在较大差距，自然会引起后者心理上的不平衡，一度引发过群体上访事件。以后政府对此作出积极的反应，才稳定了这一部分教师的情绪。

　　仅就官方统计年鉴上发表的统计数据，云南省行业之间平均工资收入，2006年烟草业为56362元，饮料制造业为7632元，差距为7.92 :1。实际上行业之间的收入差距肯定还更大，估计至少在10倍以上。

　　两种差距在程度上虽不可比，但引起的社会公众心理完全不同。企业是纳税人，它没有拿公共财政的钱，它的钱是自己赚来的或者是政府为它提供了条件赚来的，何况公共财政的钱主要也是来自企业税收，这种差距应该调整，特别应该使公民在不同行业的就业竞争机会相等。但企业差距对社会心理的影响远小于前者。前一种差距尽管没有后者大，但因为用的是公共财政的钱，厚此薄彼就造成了巨大的负面影响。

　　四、   全体居民的收入结构---经济发展的持续推动力

　　据中国社会科学院2007社会蓝皮书显示，我国居民中20%的较高收入人群与同比例的低收入人群的收入差距已达到18：1 ,而且这种差距还在向纵深发展。云南无论从贫困面还是贫困深度看，在全国省区中都是最突出的。全国低收入人群中，云南省肯定占有相当大的份额。

　　　秦省长在今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我省的发展要改变主要靠投资拉动的模式为靠外贸、投资和内需共同拉动。经济学家认为，在这三个经济动力中内需拉动最重要，它的份量占这三大动力总合的70%以上。内需对于高收入群体来说购买力最强，但是边际消费意识最低，也就是消费意识开始递减；低收入群体消费意识最强，但是购买力最低；最合适的是中等收入人群，其购买力和消费意识都比较强。而如果一个社会的民生问题不好的话就意味着这个社会存在大比例的低收入者和中低收入者，目前中国社会收入结构是金字塔型的，低收入和中低收入人群占80%左右，中等收入者占10%左右，高收入者就更少了，这种结构直接影响到我们国家经济发展是否具有一种可持续的推动力量，云南在这方面犹为突出，低收入和中低收入人群的比例更大。

　　由于受到经济发展水平、产业规模、资源条件等方面的限制，按现在的发展思路，要在中近期内大幅度提高我省低收入人群的收入水平是不现实的，必须有新的思路、新的途径。能否考虑像四川、湖南等省一样，向东部发达地区大规模输出劳动力，并利用云南与多国毗邻的条件，到境外去搞垦殖、开发和劳务。总之，要让更多的云南人“离乡背井”，走南闯北，扩展生存和发展的空间，才能尽快减少低收入人群的数量，改善收入的社会结构。

　　我国现的社会问题越来越多，达到了改革开放以来的最高点，这是发展到现阶段的必然。主要原因都是来自于在不少地方、在一定范围的民生问题没有得到应有的改善。只有让民生问题得到切实有效的改善，才可以把社会不稳定因素降到最低限度，从而确保我们国家在关键的发展时期的社会和谐和安全。

（2008年10月1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