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金亲历了十年文化大革命，与那一代知识分子一样，受尽了残酷的迫害，非人的折磨，他本人受批斗，蹲牛棚，被称做“地主阶级的孝子贤孙”、“牛鬼蛇神”，爱妻萧珊则由于不能得到很好的医治而过早去逝。文革之痛，他不比别人少，可以说饱受的苦难，难于言表，刻骨铭心。然而，“文革”结束后，当有人大谈自己的伤痛时，巴金更多却是在拷问自己的灵魂，作道德的忏悔。巴金的可贵并不在于他对“文革”有先知先觉，一来就对“风向”清清楚楚，而在于他能站在全人类的高度审视“文革”，经过对自己的深刻反省、剖析，完成真正人格的塑造，实现思想上的拨乱反正，找回民族精神的根基。

　　真话不一定是真理，但真理一定是真话。真话最接近真理，是人格品质的彰显。讲真话是一个民族最基本的素养，也是做人最起码的要求，它折射着人类的良心。我们教育小孩最重要的一条就是要讲真话，不能说慌。讲真话的实质是实事求是，这是我党一贯倡导的作风，不幸的是“文革”中真话丧失殆尽，假话满天飞扬，而且，越假越好，比如那句“句句是真理，一句顶一万句”。不仅如此，最可怕的是“莫须有”，“无”中生“有”不知坑害了多少无辜之人？上到国家主席下到一般百姓都没有逃脱厄运。一个“假”字了得，有人讲了几句真话，坚持了真理，“四人帮”就以种种罪名置于死地，比如：张志新、遇罗克死之惨烈。在那个风雨如晦的日子里，讲真话之难可想而知。在《随想录》中，巴金对自己的反省、剖析，一直延伸到五十年代批胡风的运动，他坦言：自己曾丧失过独立思考，讲过违心的话，也相信过假话，正是痛定思痛，从“造假”让我们民族付出的巨大代价中，他认识到了真话的价值，继而呼吁讲真话。“讲真话”、“把心交给读者”可以说在《随想录》中随处可见。

　　巴金认为，“文革”的发生有其一定的必然性，中国不爆发，其他国家也会爆发，他第一个提出建立“文革”博物馆的主张，其目的一是让吾国人民永远记住这段历史，从中吸取经验教训，避免历史悲剧的重演；一是让世界各国引以为戒，坚决杜绝此类事件的发生，从而去开创中华民族美好的未来乃至人类美好的明天！“文革”从发生到今天已过去40余年了，再回首会发现，经过改革开放，吾国的物质有了极大的丰富，国民的生活水平有了较大的提高，遗憾的是在繁荣的背后，有着精神的缺失，也留存着“文革”的后遗症。事实证明：思想上的拨乱反正，精神的重塑是相当困难的，不可能在短时间内完成。“文革”的危害涉及方方面面，然而，我认为最大的危害是对人的尊严的践踏，精神的阉割以及人性的扭曲。建立“文革”博物馆，能以史为鉴，开启未来，特别是能教育下一代。今天年青的一代对文化大革命知之甚少，说起那个年代发生的事情，他们除了认为是在讲“天书”外，就没有什么了。这段历史在年青一代心中基本是空白，如果没有物证和史料，难于让后人相信？就是经历过那段历史的人对“文革”，如今也变得越来越模糊了。无疑，巴金的思考是深远的。

　　中国现代文学灿烂辉煌，鲁迅、茅盾等一大群作家创作了一大批优秀的文学作品，为我们提供了高品位的精神食粮，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人们。令人痛心的是，“文革”中几乎所有的作品成了“毒草”，遭到无情的批判、糟蹋。许多有突出贡献的作家、翻译家则残死于非命，如：老舍、傅雷等等。“文革”结束后，当务之急就是要正本清源，还中国现代文学本来的面目，让伤痕累累的文学作品重新展现在人们面前。1981年，巴金首次提到建现代文学馆的梦想。为建馆他先后捐款25万元，捐书、信、照片等7700余件。新馆落成时，巴金因身体的原故不能前往，然北京中国现代文学馆正门中央的巨石上，永远地镌刻下了巴金老人的话：“我们有一个多么丰富的文学宝库，那就是多少作家留下来的杰作，它们支持我们，教育我们，鼓励我们，使自己变得更善良，更纯洁，对别人更有用。”这段话丢弃了一切对文学的迟疑，让今天的我们怀以镇定清静之心，从容地走入这块阔远的心灵和思想之园地。

　　一个风烛残年?老人，面对病魔的折磨，凭着坚韧的毅力完成了《随想录》的写作，本身就是一个奇迹，更何况《随想录》以其讲真话放射出的思想光芒，将成为我们取之不尽的精神源泉。巴金是透明的，他敢于直面自己人格曾经出现的扭曲，进行自我反省；巴金又是真诚的，他掏出了自己的心窝，发出肺腑之言，坚守着我们民族赖于生存发展的精神家园。巴金，无愧于精神的守望者，一直坚持着，并高举着人类良知的大旗，激励着我们前行。一个民族只有精神的高贵，才能真正的高贵，一个民族只有精神的高贵，才能永远立于不败之地！当我们陷于迷茫之时，想一想巴金。我喜欢这句话：巴金走了，灯仍在！

（李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