倔强的头发，宽大的额头，粗眉，深邃的带着思索的目光，鼻梁上架着一副眼镜，清瘦的微微凹陷的脸颊，略厚略大的嘴唇含着一只烟斗，一丛胡须。1945年2月，闻一多先生在游路南石林途中拍摄的这张照片给人印象深刻，也成为他最广为人知的形象。他的外形具有很强的特征，让人一见难忘，也很能体现他的性格。久久凝视他的照片，我感到闻一多先生并未离去，他的精神能穿透岁月，跨越历史，照见现实。

闻一多是一位诗人。他是“新月派”中的一员，他在《诗的格律》一文中提出了著名的关于诗的“三美”主张，即“音乐美、绘画美、建筑美”，他提出诗人应当“带着脚镣跳舞”，这脚镣便是格律，而这诗的格律是“新格律”，并非古诗的旧的格律，他反对新诗的创作过于散文化。《死水》一诗，很能体现他的新格律诗的主张。闻一多的《红烛》《死水》《七子之歌》等诗作都是享誉文坛的。他的情感时而热烈奔放，时而深沉压抑，时而抒发对祖国的赞美之情，一腔深情流露，时而控诉黑暗世界，表现强烈不满，有时他像个饱经沧桑与风霜的老人，有时又像个充满激情略带点迷惘的青年，但总体上他的诗歌中表现出他的情感是浓烈的真挚的，犹如火山岩浆喷发，犹如瀑布一泻千里，既不含蓄内敛，也不晦涩艰深。他的才气不凡，他的敏锐多思，他的激情澎湃都体现在他的诗篇中，从他的诗中流露出的是他的真性情，他的不作伪。

闻一多是一位爱国诗人，他大声歌咏爱国，反对谨小慎微和明哲保身。他的《七子之歌》《爱国的心》《我是中国人》《发现》《忆菊》等，都体现了爱国的深情。《七子之歌》将被列强强占的澳门、香港、台湾等七地比作被迫离开母亲的七个儿子，他们哭诉被列强蹂躏的痛苦，要求回到母亲的怀抱，哀呼之声引人堕泪。《爱国的心》中，诗人说他的心头摇摆着海棠叶形的中华版图，“谁能偷去伊的版图？/谁能偷得去我的心？”读来让人热血沸腾，他将祖国这样装在心中，揉进自己的热血和生命中。《忆菊》既是对祖国的怀念，又是对祖国灿烂文化、悠久历史的赞美。《发现》则控诉黑暗现实，哭诉人民痛苦，对遭受不幸的国家表达深深哀痛。

诗歌技巧上，他是成熟的。他能娴熟驾驭语言，又能灵活运用丰富的技巧，构思奇妙精巧。他的诗融合了中国古代诗人、西方诗人、中国现代诗人的精华于一体。此外，他还培养了一批诗人，臧克家、陈梦家、方玮德、费鉴照等，在青岛大学开设“英诗入门”课程，在西南联大时期指导“南湖诗社”“新诗社”，给年轻诗人很多有益的指导和启发。他对于中国现代诗的发展有很大贡献，在中国诗坛上有着独特的地位。

闻一多是一个学者。他一生绝大部分光阴和精力都倾注在学术研究和教书育人中。他十三岁考入清华学校，在校十年，期间他对美术、戏剧、辩论、演讲都有极大的兴趣，他的美术才能可谓不凡。留美时他首先进入芝加哥美术学院学习一年，各门成绩优秀，获得最优等名誉奖，后转入珂泉科罗拉多大学艺术系，纽约艺术学院。他在美结交美国诗坛享有盛名的诗人，后开始评论郭沫若的诗集《女神》，写成诗集《红烛》寄回国内出版，进行戏剧编演，参与发起成立“中华戏剧改进社”等，后又喜篆刻，他在各方面的才能都很突出，然他最终确立的方向是文学，于是决心致力于文学研究，便一头扎进去，成为“何妨一下楼”主人。

闻一多回国后先后任南京第四中山大学外国文学系主任，国立武汉大学文学院院长，青岛大学文学院院长，清华大学中国文学系教授、中文系主任，先后讲授“中国文学史”“唐诗”“名著选读”“英诗入门”“古典文学”等课程。他自知自己所学专业是艺术，以诗人成名，然而要教授文学，总有被人轻视之感，便下决心要在文学领域做出点成绩，于是埋头研究，废寝忘食。他的学生臧克家形容他治学的状态是“目不窥园，足不下楼，兀兀穷年，沥尽心血”。闻一多置身于一堆图书资料中，书房、书桌凌乱之极，为此他还写了一首趣诗，以文具为主人公表示对主人的不满，“书桌上怨声腾沸”，而主人只能说“秩序不在我的能力之内”。他的用功在蒙自出了名，除了上课外就是埋头在故纸堆中，于是有人送给他一个“何妨一下楼”主人的雅号，形容他治学的钻研精神。

闻一多的学术研究以中国古典文学为对象，研究领域和计划是广泛而深入的，包含《楚辞》《诗经》《周易》《庄子》，唐诗，汉魏六朝诗，乃至古代神话、史前人类文化等，考据材料丰富，方法上既继承乾嘉学派的考据精神，又吸取现代的方法和观点，眼光独特，敢于开辟新路，比如他对《诗经》的观点，就避去政治说教，力图还原其本来面目。他整理和写下了数百万字的资料与论著，其研究成果主要有《楚辞校补》《唐诗杂论》《神话与诗》《诗经新义》《诗经通义》《庄子义疏》《庄子校补》《乐府诗笺》等。《楚辞校补》于1942年出版，正处于抗战艰苦时期的边疆昆明，其难度可想而知。当时昆明物价飞涨，清华大学教授薪水因庚款停付而受到影响，很多教授一度陷入贫困，闻一多也不例外，他靠着在昆华中学教书及治印贴补家用，勉强支撑一家人的生活，就在这样的境况下，西南联大的教授们穷且益坚，并不抱怨生活的艰辛，一有时间就埋头研究。闻一多殉难后，1948年8月，在朱自清、郭沫若、翦伯赞等人的努力下，精装四大册的《闻一多全集》得以出版。

闻一多的授课受到了学生们的欢迎，学生们被其深厚的学术研究功底、丰富的对比联想、富于创见的观点、渊博翔实的材料、生动的语言、诗人的风采所折服。

闻一多是著名的民主斗士。从“何妨一下楼”主人到民主斗士，似乎闻一多的变化是断崖式的或是跳跃式的，其实不然，他十余年埋头在故纸堆中，并非不问世事，而是一直在探索、思考。中国局势的动荡、政局的风云变幻使闻一多有过迷惘和困惑，一时看不清方向，在经过不断的探索和反思之后，他看清了民族、文化的病症，敢于开方，选择了民主的道路，一旦选择了这条道路，他就全身心投入，乃至献出了生命。

闻一多从事民主斗争是有先例的。他的性格耿直，社会活动能力也很强，早在清华学校读书的时候，还是少年的闻一多就参与发起过课余补习会、美术社、新剧社、清华学生代表团、“美司斯”社团、“⊥社”等，参加辩论会、演说、戏剧编演，大大锻炼了他的能力。他的工作能力和态度得到同学们的认同和信任，也树立了威信。就在即将从清华学校毕业、赴美留学之际，闻一多因参与“同情罢考”事件，坚决未参加学校大考，做出了重大牺牲，背着“自请退学”的处分，差点失去了留美的机会。虽然经过学联八校教职员等人的努力，最终闻一多得以返校、留学，但也留级一年。从这件事情即可看出闻一多的性格。只要放弃罢考，即可顺利毕业并得到难得的留洋机会，这不正是在校多年学生的最大心愿和期盼吗？面对个人前途与坚持正义之间的选择，他毅然放弃个人前途，坚持为正义而牺牲。

五四运动暴发时，他挥笔《满江红》。留美期间，他参与发起国家主义团体“大江会”，回国后又参加国家主义团体联合会。“三·一八”惨案暴发，他写下满含悲愤的《唁词——纪念三月十八日惨剧》一诗以烈士的血激励生者，之后又写下了《天安门》一诗，抨击北洋政府。读了田间、艾青的诗后，他赞美田间是“时代的鼓手”，并将田间、艾青的诗介绍给学生，又写下杂文数篇批判现实。通过朋友的介绍，闻一多读了《论联合政府》《新民主主义》等中共文献，并了解到解放区的新面貌，中共促成西南事变的和平解决，也使他佩服其胸襟和牺牲精神，对共产党的认识有了极大转变。为了更好地进行民主斗争，闻一多加入了民盟，企图用民主革命来解救国家危急，并于1945年10月1日召开的中国民主同盟临时全国代表大会上被选举为民盟中央执行委员，成为民盟昆明支部的核心成员之一。这时的他看准了方向，将自己压抑多年的情感暴发出来，不仅自己从故纸堆中走出来，也希望朋友能从象牙塔中走出来，打破“可怕的冷静”。

闻一多的性格是不做则已，一做就要彻彻底底，全力以赴，他积极投身到民主革命斗争中，毫不畏惧，像一团火，到哪里就燃烧，释放出光和热。他的演讲极具号召力，他的杂文又极能抓住人心，他像匕首，投入敌人的心脏。他参加西南联大五四纪念活动；在第五军组织的座谈会上，他高声倡导“要革命”“要造反”；双十节纪念大会上的演讲，他洪亮的声音响彻云霄；护国起义纪念大会上，他大声呼吁“要民主”“打倒独裁”；“一二·一”惨案发生后，他积极投身罢教，四烈士大出殡，他走在游行队伍的前列，为四烈士献上“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的挽联；在政治协商会议昆明团体发起的庆祝政协会议成功、抗议重庆“二一〇”惨案大会上，他毅然担任大会主席，在会后举行的游行中，始终和大会主席团成员走在队伍前列；他痛骂蒋介石，发动呼吁和平的万人签名运动等等，都表现了他不屈的斗争精神。

李公朴遭枪杀后，很多关心闻一多的朋友告诉他有消息称他就是要被暗杀的第二号人物，劝他小心，不要再在公开场面出现。他却说“李先生为民主可以殉身，我们不出来何以慰死者。”为民主事业而奋不顾身一往无前，这正是闻一多的可贵精神。

李公朴殉难经过的报告会，朋友为了闻一多的安危，劝他不必出现，他还是冒着风险来了，本来答应了只出席不讲话，却被特务的猖狂行为激怒，而即兴发表了慷慨激昂、掷地有声的最后一次讲演，震慑了在场捣乱的特务，鼓舞了正义。“我们不怕死，我们有牺牲的精神，我们随时像李先生一样，前脚跨出大门，后脚就不准备再跨进大门！”他的声音回荡在历史的天空，他像雄狮一样的怒吼，展现不畏强暴的民族英雄气概，他视死如归，敢怒敢言，体现崇高伟大的人格，这样一个为了民主而牺牲的刚烈之士，最终倒在了血泊中。

闻一多是一个诗人、一个学者，一个知识分子，原本可以居住在象牙塔中，安安稳稳地写写文章、做做学问，可他放弃了安逸，选择了斗争，为中华民族的解放，为解救劳苦大众的苦难，他要贡献他的力量，用他的生命和血液书写民族斗争史上壮丽的诗篇，他的精神激励着后来人。李公仆、闻一多殉难后，千万追求民主的人士并没有因暴行而有所恐惧和退缩，而是勇敢向前，争取中国的和平民主。身处和平年代的我们不应忘记闻一多先生为民主而牺牲，他的精神将永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