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离开我已经整整15年了，时光的流逝并没模糊我对他的思念和记忆，记得在父亲的告别仪式上，西南林业大学党委书记致悼词，著名植物学家、林学家教育家和竹类专家薛纪如“执着追求五十栽，春风化雨育竹人，誉满海内外，桃李满天下，他为人谦虚、治学严谨、生活勤简、乐于助人…….” 悼词中的每一句话都敲打着我的心，追忆父亲一生的足迹，清晰的看到了一代知识分子矢志不移对祖国对事业的热爱、 他们正直正派，学有专长，甘于奉献，修德守身，
淡泊名利的精神是我在父亲和他周围的长辈们身上切身体会到的， 沿着父辈的足迹，我在寻找，寻找着当今物欲横流社会中所缺失的信仰和精神…..

  执着追求，献身边疆

 父亲1921年出生在河北省临城县一个知识分子家庭，孩童时代就对植物产生了浓厚的兴趣，1941年他依据自己的兴趣考取了中央大学生物系，1945年毕业后又考取了中央大学教授、我国著名林学家郑万钧的研究生，在读研究生期间，他独自一人前往万县磨刀溪（今湖北利川县）采集到植物学界认定为活化石植物的水杉模式标本，并在1947年的科学世界杂志上发表了“中国唯一的巨树—水杉”而轰动植物学界。1948年研究生毕业后父亲有很多工作选择，他的导师挽留他在中大任教，他也可以到他大伯薛培元任院长的河北农学院（现中国农业大学）任教，他大伯更希望并亲自推荐他到美国深造，但他对植物的热爱超过了一切，无疑云南丰富的植物资源和郁郁葱葱的森林植被对学了七年的森林植物学的父亲充满了极大的吸引力， 终于，在亲人们的叹息和挽留中他毅然离开了南京，选择来到了素有“植物王国”美誉的云南，到云南大学任教，从此一生留在了云南，足迹踏遍了云南的山山水水。

 父亲到云南的后的第二年（1949年） 参加了第一届农业考察团前往滇西考察农业生产情况和发展方案，那时许多地方不通公路，他们由保山徒步翻越高黎贡山，再由腾冲步行道梁河、芒市、龙陵等地，考察丰富了他对云南植物资源的认识。1950年，他应邀参加了中央民族访问团到元江、思茅、西双版纳和阿瓦山一带慰问并负责经济林木调查，在历时半年的调查中，他沿着边疆崎岖的小路，险峻的山峰，采集了大量的植物标本，查清了思茅松和云南松的异同。1955年他又参加了“中苏生物考察团“，调查云南紫胶寄生植物和生产的考察，考察团分成二个小组，分别由蔡希陶和父亲负责，父亲带队深入到威远江、怒江、和澜沧江进行调查，两个多月的时间他们爬山涉水、风餐露宿，野外工作的艰辛和劳苦并没有让痴迷事业的父亲停下脚步，心血和汗水换来了丰硕的收获。三次实地考察取得了大量的第一手资料，父亲撰写了思茅普区茶叶、紫胶、樟脑和橡胶等多篇专题报告，收录在《中国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资料》中。在考察中发现了血竭植物龙血树，总结了旱冬瓜与旱谷轮作以及红花油茶，香果油等经济林木的生产经验，摸清了寄生植物的生产情况，为云南紫胶的研究和生产奠定了基础。

  与竹子的不解之缘

  在历次的考察中，父亲发现边疆各地区有不少竹种，有着丰富的竹类资源和大面积的天然野生竹林，特别是云南各族人民对竹子的充分利用使他感到惊讶，他以科学家独具的慧眼看出了在云南植物王国中，竹子是一块未经开发的处女地，是深藏在林海中的一颗明珠。从此他以坚韧的毅力开始了几十年竹子研究的漫长岁月，翻开了云南竹子研究的第一章，他先后发表了数十篇学术论文，发现并命名了香竹属、筇竹属、铁竹属、贡山竹属4个新属，确定了空竹属、泰竹属等6个属在中国的新分布，发现了百余个竹类新种，使云南竹种资源的记载由12种增加到220余种，详实的资料和科学的分析证明了云南竹种资源和天然林均居全国首位，是世界竹类植物的起源地和现代分布中心之一，世界竹类的故乡。也使云南竹类研究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局部到全面，从基础研究到开发利用，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被国务院授予国家级有突出贡献的专家称号，成为国务院第二届学位委员会林学组成员，1996年被美国竹协邀请出席了该国的年会并授予该会国际终身荣誉会员称号。

  在竹类研究成果的背后他付出了毕生心血，为了采集标本，他踏遍了云南的山山水水，经常一个人背着夹子一跑就是一天，雨淋、日晒、跌跤、挨饿是常事，采集竹类标本更是困难，竹林下蚂蝗最多，每采完一份标本，腿上总是血流不止。父亲一生共采集竹类标本3000多份，在西南林业大学建立了总数为全国第一的竹类标本室，在近5万份标本中，有珍贵的竹类模式标本以及花、果、幼苗标本，其中以西南地区珍惜竹类为特色，并且保存着详细的野外记录，因此格外珍贵。

  在我童年的记忆里，简洁的家里永远都摞着一排排的标本夹，只要在家里，他都在拿着放大镜在看花花草草的标本，外出时的父亲也总是背着标本夹带着学生从这座山爬到那座山，风尘仆仆，一眼看上去哪里像一个教授，更像是一个出工回来的老农….。家里的相册中有一张照片是他采标本时和农民一起照的，在一堆人中我硬是没能找出他来。为了采标本，他经常利用假期独自一人坐长途汽车到边远地区，每到一地匆匆放下行李，顾不上洗脸吃饭，顾不上旅途的劳累就到附近去搜索采集。有时客车在途中他也会向司机说明采集意图，希望碰到特殊植物时能停车让他顺便采份标本，大多数司机都会答应他的要求，但他担心其他乘客不满总是匆匆下车，在山坡路边采集完后又匆匆赶回来，事实上每当乘客看到一个廋廋的老头满头大汗采集时，不但无人反对，有的还下车帮忙采集，上车后，他总要介绍一下这种植物的特点，有时还介绍生物学的知识，使车上呈现出一派热情、和谐的气氛。他经常说到他在竹类研究方面的成果得益身处竹乡，身边有一批立志竹类研究的研究生协助，但更重要的是从竹区群众那里获得了许多真知实学。一次，父亲到勐海想找护林员介绍一下那里的竹种，但那位傣族护林员不在，只有他10岁的儿子在家，正当他表示失望时，男孩说他愿领父亲去看附近的各种竹子，让父亲感到无比惊讶的是，男孩每看到一种竹子都能说出他的学名和傣名，有时还能指出不同竹子的区别。这件事使父亲深深认识到知识来源于实践，自此，父亲每次外出采集调查时，首先要做的就是于当晚找当地老乡开小型座谈会，请他们介绍当地的竹子种类，特点和利用情况，这些工作为竹类的深入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春雨育竹人，桃李满天下

  父亲除了对竹子的专业研究外，他一直坚持在教学第一线，先后在云南大学，昆明农林学院、西南林学院讲授过“植物学”“植物分类学”“树木学”“森林利用学”和竹类植物等专业课，他用丰富的实践积累结合课堂知识把枯燥的课程讲的生动易懂，他还亲自带领学生进行野外实习指导，让学生在实践中学到更多的知识，凡是他教过的学生没有一个不啧啧称赞老师知识渊博，治学严谨。我曾经跟随父亲和原西南林学院的几个青年教师到当时学院背后的笔架山登山，一路走去父亲不时采一个路边的小花小草，生动风趣的讲解着，不知不觉就到了山顶，艰难的登山历程变成了轻松愉快的科普课堂，给我留下了深刻的记忆。

  父亲为人谦和心胸开朗，为了教学和事业，即便在历次运动中受到冲击和个别斗过自己的人，特别是青年教师和学生从不计较。原昆明农林学院林学系有一位青年教师跟父亲学分类，父亲经常采一些活标本给他看，让他自己查后再告诉他特点和名称，就这样苦口婆心的启发和教他。后来运动来了，他首先就站出来批判父亲，说他是自高自大，是在拉拢腐蚀年轻人，是资产阶级思想。又如在庆祝建国十周年时，系上派父亲带两位学生上山去采龙须草用于造纸，沿途父亲教学生认识植物，讲解禾本科知识和龙须草的特征，最后满载而归，但不久其中一位同学却在全院大会上揭发父亲，说父亲是草包，一屁股坐在龙须草上却不认识。说来也巧，当初批判和揭发他的青年教师和学生在后来都想再跟他学一些禾本科植物知识，只是没有勇气再向父亲求教了，父亲知道这一情况后，主动找到他们，表示不计前嫌并愿尽力帮助他们，自那以后他们确实从父亲那里学到了不少东西，对父亲也特别尊重。

  父亲在云南执教半个世纪，桃李满天下，其中最大的贡献是培养了一批热爱竹类事业的接班人。父亲80年代初招收竹类专业研究生，他们当中有原中科院昆明植物研究所所长，现中科院昆明分院院长李德铢，原西南林学院副院长，现云南省林科院院长杨宇明、西南林业大学教授辉朝茂、杜凡等都是他培养出来的研究生，这批青年学子继承了导师锲而不舍勇于探索的治学态度，更继承了他不怕吃苦乐于奉献的工作精神，他们的足迹踏遍了云南所有林区，查明了云南竹类资源的家底，形成了以父亲为首的，依托研究生为骨干，以西南林学院、云南竹业协会、云南竹类研究中心并与国际竹类研究机构和相关大学建立密切联系的竹子教学和科研基地，并在云南竹类资源分布，生物学特性，丰产培育技术和开发利用研究等方面开展了卓有成效的工作，取得优异成绩，他们完成了竹子科研项目10余项，编著出版竹类专著6部，发表学术论文近百篇，研究水平进入国内先进行列，有些研究成果达到了国际先进水平，为云南省竹产业综合开发奠定了坚实的科技基础。

  在这里特别要提到的是这些成绩里也包含着原西南林学院工程师薛嘉榕的一份心血。我的哥哥薛嘉榕自80年代中调到西南林学院后，一直跟随父亲学习竹类及其他植物学知识，他勤奋好学，踏实苦干，很快就成长为一名竹类科技人才，为国际竹藤组织做了大量工作，在自然保护区科学考察，竹类研究与竹产业技术推广和贫困山区的脱贫做出了积极贡献。他无论到边远的自然保护区调研还是在各地州做发展竹产业脱贫致富项目，他都以实干精神著称，深得当地群众的喜爱。99年他参与了昆明世博会“竹类专题园”的创建，跑遍了云南竹区并和他的同行们克服了重重困难引种竹种达200余种，使世博园竹园成为目前国内外引种规模最大的以热区丛生竹为特色的竹园。正当哥哥在竹类事业上迈步向前时，不幸在2001年父亲去世两年之后，一次带研究生到红河州做竹子项目时，在弥勒遭遇车祸不幸因公殉职，他只是一个普通教师，但在送别他的仪式上，来自学院和各地州县林业系统的同行们约500人从四面八方赶来送行，很多人泣不成声，为林业战线失去一位好同志而感到无限的惋惜，学院陈书记在悼词中高度评价了他短暂而充实的一生，“他的英年早逝是云南省乃至中国竹类研究和自然保护事业的极大损失”…….。但值得欣慰的是，父亲培养的一代竹子人已经成长为云南竹类事业的中坚力量，他们现在都早已是博士生导师和硕士生导师，“新竹高于旧竹枝，全凭老干为扶持”父亲九泉下得知也会感到无比骄傲和自豪的。

  正直正派，甘于奉献

  父亲是50年代就加入民盟的老盟员，民盟精神在他们这一代知识分子中体现的尤为突出。他个性率真，敢于直言在农林学院是出了名的。在我国三年困难时期，他在民盟小组会上听到农科院盟员李振英谈到四川农业减产，主要是由于领导干部多是北方人喜吃面食，强迫农民不切实际的种麦子造成粮食减产。他认为这样不按科学规律的做法不仅是天灾还是人祸，认为“五风”才是造成经济困难的主要原因。当然他的观点立刻就变为反党反社会的言论，被深挖思想根源，狠批反动思潮。即便这样他还是不改其耿直的秉性，63年他说“城门开言论闭，城门闭言论开”本意是让知识分子有发表意见的平台，但也被指是向党发起进攻，反对无产阶级专政。他不谙世事，无论对领导、同事，只要他认为不合理，对教学研究不利的，他都要提出自己的意见，他批评一些教师脱离生产实际，“主伐方式引起水土流失”更新跟不上主伐“造林规格到处是1X1米是框框”等。这些善意的批评得罪了不少人，也在历次运动中给他带来不少冲击。我在整理他的个人资料时 看到了昆明农林学院1967年编印的小册子“薛纪如反动言论”，其中记载了他在大跃进时说：“农林学院小麦实验田亩产50万斤是吹牛，各种指标都是吹上去的，吹上去才是解放思想，简直是开玩笑，不讲科学；地下灌溉用日光灯增加光源是脱离实际；丽江黑白水地区大战钢铁乱砍森林连母树都不留，非常痛心。”这些言论都成为在文革中挨整被批的把柄。那时我还在读小学，亲眼看见过父亲脖子上挂着“牛鬼蛇神”的牌子在学院大礼堂被批斗，但每次回到家他取下手臂上戴着“牛鬼蛇神”标志的白袖套，依然坦然面对一切，继续专心看标本做学问。当文革风暴结束三中全会召开后，我国迎来了科学的春天，对于他们这一代知识分子无不感到欢欣鼓舞。父亲深感十年文革失去了太多太多…..， 对于一个年逾六旬的专家学者来说时间的宝贵不言而喻，因此他更加努力的工作，科研，没有寒暑假，没有节假日。从80年代初开始，他主持并承担着国家和云南省的科研项目十余项，承担着《云南森林》、《云南竹类资源及其开发利用》、《中国森林》、《中国农业百科全书.林业卷》、《云南树木图志》等专著中有关竹类部分的主编和编写工作，担任《云南植物研究》、《植物研究》、《竹子研究汇刊》等学术刊物的编委。在大量繁忙的工作中，他时刻不忘自己是一位老盟员，是第四、五、六届省政协委员，他珍惜党和人民给予的荣誉，积极参加各种社会活动，参加省政协和民盟组织的智力支边扶贫工作。80年代初盟的各项工作都在恢复和起步，盟内集聚着一大批专家学者，民盟的智力优势在支边扶贫工作中发挥着积极和重要的作用。父亲多次参加民盟省委组织到蒙自，元江、金平等地的支边扶贫工作，为边疆地区进行科普宣传和技术指导，为脱贫致富出谋献策，在扶贫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70年代，他连续几年为省民委民族干部培训班讲授“森林生态”和“森林经营学”而从未接受过报酬，为此，云南日报记者还专门采访了他，他说：“我能为民族干部讲课是我的荣誉，我怎么还能拿钱”。他到滇西北调研时，他不辞辛劳，不计报酬，利用空余时间为地方做了六次科普报告，受到当地群众的好评。他在连续担任三届政协委员期间，认真履职，不仅参加政协的考察调研，扶贫项目，还在参政议政中建言献策。紫茎泽兰是外来物种，它在云南的蔓延给农、林、牧业的发展带来了严重的危害。他经过调查提出了《紫茎泽兰的危害情况和防除措施》的提案。80年代后期，四川卧龙熊猫自然保护区内竹子开花大面积死亡，熊猫地主要食物面临枯竭而危及大熊猫的生存时，他又提出了《抢救大熊猫的几点对策和建议》、其次还有《拯救三江口自然保护区》等提案都是与社会经济的发展息息相关，因而引起了社会的重视。他不懈而忘我的工作带给他的是无数的荣誉和奖励，其中稀有珍贵树望天树的发现和鉴定，在国内外引起植物学界的重视，获省政府奖励。其他科研成果有林业部科技进步三等奖、中国林学会梁希奖、云南省科技进步二等奖、三等奖等等。他对名利淡薄至极，我在家里从来没见过一张奖状和荣誉证书，直至他去世后，我在整理他的书籍资料时，才发现在一个不起眼的破纸箱里有满满一箱子各种奖状，荣誉证书等，前两年，西南林业大学办公室的一位工作人员找到我说，学校要办校史展览，需要我父亲获奖的资料，我毫不犹豫的提供了父亲的一些获奖证书，但至今未见归还，我想这已经不重要了，重要的是我从中读懂了父亲，领悟了他的风范和品质。

  物质简朴 精神富有   

  尽管父亲一生执着追求事业，硕果累累，但生活中的父亲却可以说是不称职的，我们兄妹三人相继出生在51年——58年间，我们每个人出生时父亲都不在身边，更为让人心痛的是，我的母亲60年代初在昆明医学院任教，由于长期一个人既要工作还要带三个孩子，再加之困难时期营养不良，最终染上疾病，在弥留之际苦苦等着父亲，但此刻的父亲却还在深山之中，等父亲赶到昆明时，母亲已离去，这也成了他终身遗憾之事。用现代人的眼光来看，为了工作，远离亲人，没有生活，是一件多么荒唐和不可理喻的事，但那个年代的知识分子就是这样的真实，他们有信仰，有追求，不怕吃苦一如既往，牺牲了太多个人的利益，为国家，为人民做出了卓越的贡献。我所熟悉的前辈们就有植物学家吴征镒、徐永椿、裴盛基等，父亲只是他们当中的一份子。

   父亲对生活的要求极为简单俭朴，甚至可以说是苛刻，他经常跑野外饥一顿饱一顿，生活没有规律，馒头就咸菜是他的主要食谱，胃病也就是这样落下的，人自然也就消瘦，别人都和他开玩笑说，你恐怕是中国最瘦的人了，和你研究的竹子一般，但他幽默而自嘲的说中国还有一个人比我瘦，那就是著名的相声演员马三立，大家都开心大笑….。 
  有一次父亲到上海开一个全国会议，当时做火车软卧是要有一定级别的，他刚带学生实习回来，裤腿高一支低一支的挽着，脚穿一双解放鞋还沾着泥土就匆匆赶往火车站，一上火车他径直往卧铺车厢走去，刚走到车厢门口，一个列车员很凶的呵斥并推桑着，“硬座车厢在那头，这里是软卧，不要乱窜”,父亲告诉他，自己就是在软卧车厢，列车员不屑一顾的上下打量着他，眼神中明显得透着质疑，直到他拿出证件和介绍信列车员才赶快把他让进车厢…..。父亲一直都把这事作为笑谈，与同事和朋友分享个中的乐趣。 
  父亲一辈子投入到所热爱的事业中，忽略了太多生活的享受。在他已经70多岁时，学校分房，他觉得他住的70平方已足够不愿意再要，但我们觉得他一辈子清贫生活，晚年应该好好享受生活了，在我们的劝导下，他才同意购买他本应享受的福利房，在装修好房子准备搬家时，姐姐从加拿大回来看父亲，我和她替父亲整理房间，看到家里没有一件像样的家具，唯有客厅里挂着的各种植物标本和奇花异草能显示出植物学家的特点，客厅中悬挂着他亲手书写的“茎做鞭兮横地生，枝成秆兮直指天，叶变萚兮抱青笋，花难遇兮自成仙”。和满屋子的书，
方能衬托出他在物质上清贫，精神上富有的状态，他在咏颂竹子的同时，也抒发了一生对竹子事业的苦苦追求和对竹子那“扎根贫瘠地，长在雷雨中。凌空而不傲，俯首有雅风”高尚品质的仰慕和一片痴情…..。 

    整理父亲几十年积累的书时，我和姐姐都称这是一个浩大工程，我们把年代已久的书和专业期刊挑出来，准备处理掉，把其他书籍捆成一捆一捆的，整整干了一个星期，整理好的书堆满了房间和阳台，我们叫了废品收购的人拉了两大张三轮车，毕竟是陪伴他多年事业的积累，他看着这本难割舍，看着那本也不放手，姐姐劝他这个年龄不要再惦记工作，该是把身体搞好，安享晚年的时候，但他还是不舍陪伴多年的书籍，就这样拿到车上他又拿下一些，又拿上来又拿下来，最后也只好了却他的心愿随他了。姐姐回来一个月，天天陪他从林学院家中走到世博园，到竹园看一看坐一坐是他最大的享受。  让我感到久久不能释怀的是本想让父亲晚年住上新居，安度晚年，但就在搬新居的那一天，父亲却因胃出血住进了医院，他一直认为这只是小毛病，并常常自信的说我们这个家族有长寿的基因，所以当领导，学生，同事来看他时他都在谈笑风生，更多的还是在谈云南竹子的利用，他说“要多宣传云南的竹子，让更多的人知道今天是木材的天地，明天将是竹子的世界！”。7月14日是姐姐的生日，但他从不记得我们兄妹的生日，也不曾为我们过过生日，姐姐出国10多年，这是第三次回国也是因为他的身体状况不好才放下手上的工作回来的，至此，他才焕然省悟作为父亲也该对远道回来的女儿表示生日的祝贺，他颤抖着拿出50元钱，让我替他买束鲜花送给姐姐，姐姐拿着花，感慨万千，她知道这是父亲唯一送的生日礼物，也许是最后的，拿着花她的眼泪哗哗往下淌，她内心的酸楚只有我清楚。在这里我没有责怪父亲的意思，是他对事业太投入，忽略了亲情间的交流和沟通。
  7月16日姐姐要回加拿大了，头天晚上她坚持要到医院陪护父亲，第二天我去送她，看见她的眼睛红红的，知道她一夜未眠，她知道这一去也许就再也没有机会和父亲见面了。7月19日父亲做了胃镜检查，医生发现他胃上有一个出血点，当时就做了处理，本想这次止住血后应该会慢慢好起来，可谁也没想到，7月20日，我刚到办公室就接到医院的电话说他的病情恶化，我急忙赶到医院，这时父亲已处于半昏迷状态，看见我和哥哥他用尽气力留给我们的最后一句话是“不开追悼会”。这句话让我寸断肝肠，也让我读懂了父亲博大深邃的情怀，他一生淡泊清贫，不为物质所累，不喜欢喧嚣的场面，他一定是想对我说，“轻轻的来就轻轻的走吧，不必惊动和劳烦更多的人，让竹子陪伴在我的身旁，我知足矣”。

  我懂了父亲，虽然学校为他举行了告别仪式，但我们按照他的意愿在他长眠的地方种上了郁郁葱葱的竹子，父亲没有为子女留下任何遗产，他却给与了我无尽的精神财富，沿着父辈的足迹，我寻找到了一代知识分子的铮铮傲骨，无私奉献和大家风范。他们的精神在当今的社会中弥足珍贵，如何传承是我们要思考的课题。

  最后，我要告诉父亲的是，你最关心的云南竹子事业已经在社会经济发展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每当我看到世博园中那翠绿生辉的竹园时，我仿佛都会看到你和哥哥曾经在那里留下的丝丝痕迹，婆娑而摆的竹林也像是在和我招手，我对它们也有着特殊而复杂的感情，爱着并痛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