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录

一、初到昆明

二、教导和启发青年

三、到滇南考察

四、创办北门书屋和北门出版社

五、参与组建并领导民盟昆明支部

六、为和平建国而奋斗

七、重返昆明

八、喋血学院坡

九、精神长存

 李公朴（1902--1946），中国现代史上伟大的爱国主义者、坚定的民主革命战士、杰出的社会教育家和新闻出版家，为新中国成立作出突出贡献的100位英雄模范人物之一。[①]他的一生，不仅在社会教育、文化出版事业方面做出了杰出的贡献，而且始终为民族独立、国家富强，为建立一个和平、民主、自由的新中国而奋斗不息，最终为之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云南是李公朴的第二故乡。从1941年6月初来到昆明后，李公朴大部分时间就在云南从事民主革命活动和进步文化教育事业，最后在这里走到了生命的终点。李公朴在云南的事迹，为云南现代史书写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一、初到昆明

李公朴是在中共中央南方局的安排下，为了去海外宣传抗战而途径昆明的，由于国民党当局的无理阻挠，李公朴无法去海外，于是留在在云南就地开展抗战宣传和各种文化教育活动。

1941年1月，国民党就发动了“皖南事变”，掀起了第二次反共高潮，同时对各民主党派也实行高压政策，使各民主党派的生存受到严重威胁。为了李公朴的安全，周恩来决定让他的秘书方仲伯和李公朴经云南去缅甸，做宣传抗战工作。周恩来对方仲伯说：“国民党顽固派迫害他们，我们就要保护他们。他们的生活和工作没有人管，我们就要管。他们可以起到我们所不能起到的作用，那就是争取中间势力，包括中等资产阶级、开明士绅和地方实力派。现在要他（李公朴）去做争取华侨和争取英美的工作。”[②]

李公朴欣然受命，出发前搜集了大量反映中国人民抗战业绩的资料，包括全套的《新华日报》、战地油印小报、战报、图片，准备去缅甸举办“中国抗日战争现状”展览会，以扩大中国抗战的影响，争取侨胞和全世界人民对中国抗日战争的支援。1941年6月，在周恩来的亲自安排下，李公朴来到了昆明。出乎意料的是，由于害怕李公朴在国外做不利于当局的宣传，国民党外交部驻昆办事处拒绝为李公朴办理出境签证。这样，李公朴就不能去缅甸，被迫滞留在昆明了。但他很快接受现实，调整自己的目标，就地在云南开展进步文化活动和抗日民主运动，他以满腔的热情和出色的社会活动能力，广泛接触云南各界人士，在政界、军界、商界、文化界甚至宗教界都结识了大批朋友，很快打开了工作局面。

二、教导和启发青年

李公朴在昆明的一个重要活动是开展青年工作，他广泛联系青年学生，受邀到云南各处学校演讲，向广大青年学生宣传他的教育理念、进行抗日救国教育和读书学习教导，启发引导他们走上正确的人生道路。

李公朴在昆明青年会总干事、好友王齐兴的帮助下，以青年会作为进行民主运动、教育活动的阵地。他在青年会向青年们讲延安，讲抗日根据地，甚至教他们唱陕北民歌，教他们扭秧歌。青年们从他这里了解到中国共产党在敌后开展游击战争，挽救国家民族危亡的真实情况，对共产党有了新的认识。李公朴还多次受邀在青年会做每周的时事讲演，帮助大家分析国际国内战争形势。他的演讲场场爆满，会场装不下，后来的听讲者只好站在走道和食堂的后面。他还帮助青年们组织读书会、座谈会、演讲会；帮助出壁报、油印刊物等。在他周围很快团结了一批进步的青年群众。当年在昆明的一位青年回忆说:“在公朴同志的影响下，我积极地参加了当时昆明的学生运动和民主运动，我和其他许多青年一样逐步地走上革命道路。”[③]

李公朴认为“学校也是战场”④]，是培养抗战与建国新生力量的战场。因此，他到昆明后，多次到各中学进行演讲，向广大师生宣传抗日救国的思想、读书学习的方法和做人的道理，启发和引导青少年走上正确的人生道路。由于政治上的原因，当时在云南的大中学校都不敢聘请他任教，因而他不能正式入校当老师，也一直没能在昆明创办教育机构，但他常以演讲报告的形式与各中学师生交流。李公朴的母校武昌文华中学抗战爆发后迁往云南，他到昆明第一年，就受校长卢春荣之邀向全体师生作了《关于当前抗日形势》的报告。云南的许多中学都留下了李公朴的足迹，包括云大附中、五华中学、求实中学、建民中学、临安中学、石屏中学、宝秀中学等。在云南教育界有“民主堡垒”之称的云大附中，他先后去过两次。他的演讲主要是向青年学生介绍在敌后根据地的所见所闻，分析国际国内的战争形势，阐述团结抗战的必要性以及抗战必胜的思想。此外他还指导同学们养成一系列正确的学习方法。

三、到滇南考察

1941年下半年，受中共地下党组织之邀，李公朴与夫人张曼筠一起前往滇南建水、石屏、个旧等地考察。当时建水、石屏地区地下党的影响比较大，抗日民主运动搞得有声有色，遭到国民党的忌恨，国民党特务借故散布谣言，说共产党不服从命令，破坏国共合作云云。李公朴以自己在抗日根据地的亲身经历，粉碎了这些谣言。

李公朴夫妇首先来到当时号称民主根据地的建水县，参观了临安中学和地下党所创办的建民中学，与当地教育界人士就抗日宣传教育、民主团结等问题进行座谈。李公朴还为两校师生作了抗日救亡演讲，介绍了华北抗日军民的英勇斗争事迹。

在石屏，李公朴应邀公开向全县的妇女会、中小学生、教师及保甲长作演讲，演讲中他介绍了解放区和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实际情况，描述了解放区儿童团站岗放哨，红缨枪队参加抗日等事迹，在当地青年学生中引起了很大反响，使他们深受启发和教育。同时李公朴还注重向群众宣传民主思想及中共正确的方针、政策。李公朴还亲自为当地群众教唱了《二月里来》、《红缨枪》、《打骂教育最不好》等革命歌曲，充分调动和鼓舞了当地群众的抗日斗志。

李公朴在个旧期间，正值太平洋战争爆发，受中共地下组织领导人孙仲宇的邀请，他到个旧文庙进行了一场以“太平洋大战与中国”为主题的演讲。他分析了同盟国必胜，轴心国必败的形势和条件，指出我军军民加强团结，努力抗战，必然会取得最后胜利的道理。[⑤]演讲受到广大群众的关注，轰动了整个个旧市。李公朴还为由开明绅士和爱国资本家创办的《曙光日报》题词：“小小一张纸，报道天下事，人人看得懂，个个都说是，日新有日新，曙光昭青史。”[⑥]

李公朴夫妇通过这次考察，充分利用一切合法条件进行广泛的宣传，在滇南各地为团结抗日打开了很好的局面。

四、创办北门书屋和北门出版社

在云南工作一段时间后，李公朴逐渐了解到昆明的青年、特别是那些职业青年迫切要求阅读进步书刊，迫切需要精神食粮，但在国民党的专制统治下，尤其是在“皖南事变”后，白色恐怖笼罩着大西南，人民没有言论、集会、出版的自由，一些进步书刊、书店和出版社均遭到当局的压制。国民党还在学校派特务、“三青团”成员监视进步师生的行动，极力宣传“一个领袖、一个主义、一个信仰”的独裁思想，并提倡封建复古思想，对人们施行精神麻醉。对此，李公朴非常气愤，他说：“这是出版线上的一场生死搏斗，我们要斗下去，就要自己开书店，自己办出版社，出版进步书刊，开辟自己的阵地。”[⑦]

在李琢庵等各界朋友的大力帮助下，“北门书屋”于1942年12月开张。由于李公朴在社会上的知名度和影响力，以及他在青年中所打下的广泛的基础，知道书屋的人逐渐增多，生意也渐渐地兴旺起来。在中共地下组织的帮助下，书店还在滇南民主革命根据地一带打开了销路。北门街虽然远离闹市，但靠近大中学校，许多学生、青年、各界进步人士往往舍近求远，慕名而来。这里逐渐成为一个宣传进步思想，联系群众的基地，也是许多经济条件有限的爱国青年的阅览室和学习园地。

1944年2月，由于北门书屋所售图书的货源与种类受到供书书店和国民党当局的限制，远远不能满足要求学习和进步的读者的需要，因此李公朴他们决定进一步扩大业务--创办出版社，以便就近和及时地为昆明读者提供精神食粮。1944年8月，经过李公朴等人的艰苦努力，一个新的进步出版力量--北门出版社在昆明诞生了。出版社当时主要由张光年负责，还约请了赵沨、楚图南、闻一多、潘光旦、曾昭抡等十余名学者、作家、诗人、音乐家、翻译家、科学家组成编委会。他们有的是中共党员，有的是著名民主进步人士，在他们努力下，北门出版社出版了大量对抗日民主运动有促进作用的书籍。

北门出版社最先出版的是由楚图南（笔名高寒）翻译的世界各国爱国流亡诗人的名诗合集《枫叶集》和张光年的诗作《雷》。后来相继出版了苏联著作《新时代的黎明》、《高尔基》，艾青的《献给乡村的诗》、《人民的歌》，张光年编写的云南彝族叙事长诗《阿细的先鸡》，曾昭抡的《大凉山考察记》，赵沨的《名曲解说》、《音乐的民主》，以及赵沨和白澄主编的艺术综合性丛刊《五月之歌》，再版了李公朴《全民抗战》周刊的部分内容和《华北敌后根据地》一书等。还出版了张光年和叶以群共同主编的一套民主文艺丛刊的第一集《文艺的民主问题》，执笔者有茅盾、何其芳、曹靖华、姚雪垠、楚图南、闻一多、李何林、徐迟等二十余位作者，对当时文艺的民主问题提出了尖锐深刻的意见。1944年，国民党军队在豫湘桂战役中大溃败，西南大后方岌岌可危，在这时北门出版社出版了由曹靖华翻译的阿·托尔斯泰的长篇巨著《保卫察里津》，这是国内第一个全译本，对当时西南人民坚持抗战、保卫大西南起到了教育和鼓舞的作用。最后出版的是《社会大学》，此时李公朴已经遇难。

青少年读物是李公朴针对云南的情况而出版的。在云南各地考察时，李公朴曾特别留意过各地青少年的学习生活情况。他发现市面上书摊售卖的儿童读物大多是《济公活佛》、《七侠五义》、《荒江女侠》、《火烧红莲寺》等充满封建毒素的剑侠小说和连环图画，对此李公朴感到非常痛心，他说: “这是文化教育战线上的阵地战、争夺战，我们要占领这个阵地，把青年、儿童争夺过来。”[⑧]北门出版社创立后，李公朴回想到云南边远地区教育界的这种状况，专门为青少年编印了少年期刊《孩子们》，约请了几位对儿童文学有兴趣或有研究的作家按期写稿，后来邀请专门从事儿童文学创作的夏风担任主编。当时的《云南日报》介绍说：《孩子们》“生动活泼，图文并茂，尤以内容之多样性、进步性、现实性和启发性为该书之特点，最适合高小及初中程度的孩子们阅读，或同等程度之学校选作补充教科之用”。[⑨]《孩子们》出版发行后受到巨大欢迎，昆明市及各县之中小学校纷纷订购，第一期印刷3000册，很快售罄，又加印3000，以后每期都发行6000册，成为当时昆明畅销的刊物之一。北门出版社还以“求真出版社”的名义为青少年们出版了各种辅导读物，以拓宽他们的视野，打破国民党官方思想的禁锢。

李公朴专门针对云南的职业青年的需要，编印了一套小丛书，即《北门小丛书》，丛书以继承“五四”传统，提倡民主与科学，指引青年走上正确人生道路为宗旨。丛书相继印了三集，第一集是李公朴和曾昭抡合著的《青年之路》，第二集是曾昭抡根据第二次世界大战最新资料编写的《火箭炮与飞炸弹》，第三集是曹伯韩著的《民主浅说》，第四集本来将会是李公朴根据在重庆办《社会大学》的经验而写的《民主教育之路》，但在刚刚完稿还未付排时，他就牺牲了。

在当时的政治环境里，为了斗争的需要，北门出版社在进步团体的委托之下还秘密印刷了《新民主主义论》、《论联合政府》、《论解放区战场》和中共的“宣言”、“声明”、“告全国人民书”之类的重要宣传文件，印出后秘密输送到各地。承印的是一家小印刷厂，工人们冒着生命危险，日夜加工赶印，为中共思想的传播作出了重大贡献。

北门出版社在昆明总共存在两年多时间，出版了文艺作品、翻译小说、诗集歌曲、文学评论、少数民族地区考察记以及青少年读物等共30余种。虽然规模不大，经营时间不长，品种也不算多，但由于北门出版社坚持民主进步的出版方向，对云南大后方的进步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对抗日救亡运动以及后来的和平民主建国运动的发展都有着积极的影响。许多青年在这里得到广泛的学习，获得了宝贵的精神食粮，由此走上了追求真理的道路。

五、参与组建并领导民盟云南支部

李公朴到昆明后，一边投身于进步文化教育事业，另一边积极参与和推动抗日民主运动。抗战以来，李公朴一直致力于团结抗战的工作，然而国民党的腐败和专制统治使他深刻认识到，只有实行民主政治，才能真正实现全民抗战、团结抗战，因此，他把推动团结抗战与民主建国联系在一起，结合在一起，为推进抗日民主运动而不懈努力。

“皖南事变”后，国民党加紧了对爱国民主运动的压制和打击，公开进行抗日民主活有些困难，但大家并不气馁，在昆明的一些民主进步人士另辟蹊径，以聚餐会的形式来开展民主活动。聚餐会由中华职业教育社云南办事处的负责人孙起孟发起，参加的人有李公朴、郑一斋、楚图南、周新民、冯素陶、张天放、艾志诚、杨春洲等各界民主进步人士，他们每半月以聚餐的形式聚会一次，大家互相交换对国内外政治形势的认识，畅谈爱国民主运动的开展及策略等问题。因最初参加的有九人，大家戏称为“九老会”。它并非正式的政治组织，没有政治纲领，但有一个共同的政治倾向，即抗日民主。李公朴是“九老会”里最活跃、最积极的人物，因为他接触的面较广，得到的有关政治方面的信息较多，因此成了大家最喜爱的人。在当时昆明处于白色恐怖之中，爱国民主运动难以公开开展的环境下，“九老会”起到了联络爱国民主人士和其他进步力量，促使大家主动关注国家形势、关心国家命运的积极作用。“九老会”队伍不断扩大，一些进步人士先后加入，对昆明的抗日民主运动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后来九老会的大部分成员都加入了中国民主同盟，成为民主进步力量的骨干。

1943年5月，中国民主政团同盟的第一个地方组织--昆明支部成立，李公朴加入了昆明支部并被推选为负责人之一。中国民主政团同盟昆明支部，最初只有七个人，他们是罗隆基、潘光旦、潘大逵、周新民、杨怡士、唐筱冥和李公朴。李公朴入盟后，热心盟务工作，积极介绍进步人士参加民盟组织。最初，同盟只吸收“三党三派”的成员为盟员，限制了同盟的发展。李公朴认为不应该把大批无党派民主人士排除在外，于是他和支部委员向重庆总部提议：“为团结全国民众，尽力推进民主运动，加强抗战力量，应取消“政团”二字，使之成为政治主张相同的个人大联合，而不仅是以政团为单位的联合体。”在向总部建议的同时，李公朴和同盟支部委员多次商量后，率先突破“三党三派”的限制，吸收了西南联大、云南大学的一些知名的教授学者如吴晗、闻一多、楚图南、冯素陶等，以及云南省的名流贤达成为盟员，甚至云南省主席龙云等军政界人物也成为秘密盟员，这样就扩大了民盟支部的组织范围和社会基础，使其在推进民主运动发展上更有力量。1944年9月，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在重庆举行全国代表会议，盟内通过激烈的斗争，最后采纳了昆明支部建议，决定改组为“中国民主同盟”，除了保持原有“三党三派”外，还采用个人盟员制。1944年10月，“中国民主同盟”在昆明成立云南省支部，李公朴任执行委员和宣传委员，后来又成为支部机关刊物《民主周刊》的编委之一。

1944年10月10日，在险恶的局势下，民盟云南省支部联合西南联大、云南大学、中法大学等校师生及云南省文化界人士发起群众大会，纪念辛亥革命33周年，由李公朴担任司仪，到会者达5000多人。开会不久，就有特务来捣乱，引起群众惊慌，不少人被挤伤或撞伤，李公朴和几个保护他的学生被打伤，直到宪兵队赶到才得以制止。大会最后全体一致举手通过了大会宣言，要求保障人民身体、言论、集会、结社自由，释放除汉奸以外的政治犯，改革财政经济，提高士兵待遇，平均分配全国军队的装备与供应等。大会结束后李公朴感慨地说：“我今天是前足跨出大门，后脚就不准备再跨进大门了。”[⑩]这句话一经说出不久即广为传颂，激励了许多人为民主事业和国家命运奋不顾身、不惜牺牲一切。

六、为和平建国而奋斗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投降，八年艰苦抗战终于取得胜利。当抗战胜利的消息传到昆明时，李公朴欣喜若狂，抑制不住喜悦的心情，高兴得像个孩子似的又跳又叫：日本鬼子投降了，咱们胜利了！

当全国上下沉浸在欢乐的气氛中时，李公朴则清醒地预感到了即将到来的危机。抗战胜利后国家本应该进入和平建国时期，但是，他看到国民党在美国的帮助下，极力维持其一党独裁统治，拒绝走联合政府的道路，甚至阴谋发动内战，企图以武力消灭中国共产党的力量。李公朴预感到，民主建国之路将远比抗战更加艰难曲折。在充分估计了斗争的形势后，来不及喘息，他又立即投入到争取和平、民主，反对独裁专制的斗争中。

面对战后国内形势的变化，中国民主同盟决定在重庆召开一次临时全国代表大会，以统一思想认识，确定今后的工作方向。李公朴被民盟云南省支部推选为出席大会的代表，于1945年9月抵达重庆。10月1日下午，中国民主同盟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在重庆上清寺“特园”开幕。与会各代表政治倾向、主张见解各异，分歧很大，斗争激烈。在李公朴等进步力量的争取下，大会通过了《政治报告》、《中国民主同盟纲领》、《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宣言》等文件，代表了战后广大人民要求民主、和平、统一，反对国民党一党专政和个人独裁的愿望。

抗战胜利后，蒋介石一面与中共谈判，一面又为发动内战做一系列准备。在云南，他指使嫡系将领、第五集团军司令兼昆明防守司令杜聿明策划了“倒龙政变”，派中央军解除“云南王”龙云部队的武装，迫使龙云下台，随后派国民党军警对云南进行严密控制。此后，昆明笼罩在白色恐怖下，民主力量受到严重威胁。为了以实际行动应对蒋介石阴谋发动内战的企图，昆明各界人士进行了一系列争民主、反内战斗争，如举办反内战时事演讲会、联合罢课等，均遭到当局的残酷镇压。1945年12月1日，大批国民党特务和军人分途围攻西南联大和云南大学等学校，毒打学生和教师，并向学生投掷手榴弹，炸死西南联大学生潘琰、李鲁连，昆华工校学生张华昌，南菁中学青年教师于再等4人，重伤29人，轻伤30多人，制造了震惊中外的“一二·一”惨案。惨案发生时，李公朴在重庆，他得知消息后，心情无比悲愤，连写两幅挽联对此暴行表示抗议，其一为：“要独裁残杀学生之政府从来没有好下场，反内战代表人民的公意不久一定会成功。”其二为：“四位民主战士你们死去你们永远不会死去，一群专政魔鬼他们将来他们已经没有将来。”

李公朴还深入到重庆各界群众中，积极开展声援昆明民主斗争的工作。在李公朴等人的领导和组织下，在重庆成功举行了陪都各界公祭“一二·一”昆明死难师生大会，公祭活动前后举行了三天，有一万余人前往参加。公祭活动使广大群众进一步认清了国民党的内战阴谋和法西斯暴行，掀起了群众性的反内战、争民主的浪潮，有力地声援了昆明师生的民主斗争。

七、重返昆明

李公朴自1945年9月赴重庆参加民盟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后，就在重庆工作，但他的家人仍留在昆明。抗战胜利后，大后方各经济文化单位、学校和个人纷纷回迁。1945年5月，国民政府还都南京，中共代表团和各民主党派也先后由重庆迁到南京，全国政治运动的中心转入南京和上海。在此背景下，1946年5月17日，李公朴也从重庆返回昆明，准备结束北门书屋和北门出版社的工作，将全家迁往上海。

但李公朴重返昆明，根本无暇顾及家事，因为内战的阴影笼罩着中国大地。1946年3月，国民党六届二中全会在重庆召开，这次会议公开推翻了政治协商会议达成的关于宪草决议中的各项民主原则，从而堵死了民主协商、和平建国的道路，成为局势发展的一个转折点。不久，国民党军队破坏停战协定，在美国的大力援助下，扩大了对东北的进攻，全面内战一触即发。李公朴回到昆明后，面对日益严重的内战危机，立刻和民盟云南支部的老朋友一起，投入到反内战、争和平民主的斗争中，回上海的事只好暂时搁置到一边了。

昆明因地处西南边疆，又属国统区，消息相对闭塞，各界群众在内战形势与前景等问题上认识不清，于是李公朴在各种场合、利用各种机会分析形势，提醒大家警惕内战危险，呼吁和平。1946年5月26日，李公朴应邀到云南大学做了题为《内战与和平》的演讲，他分析了国际国内局势，估计了内战的危险，呼吁用民主的力量制止内战。不久，昆明青年会举办了一个大型座谈会，邀请李公朴谈当前的时局，李公朴做了坦诚的分析。他号召大家要坚定不移的反内战、反独裁，要和平、争民主，不为内战当兵，不为内战纳税。李公朴的分析，使与会者对时局有了更清晰的认识。

全面内战爆发后，国民党加强了在云南的特务统治，加上西南联大师生分批离开，昆明民主力量减弱，国民党特务的活动更加猖獗。他们为了搞垮昆明的民主力量，借当时发生的一些事件在社会上大肆造谣，极尽污蔑中伤之能事。如：5月30日，滇军一八四师师长潘朔端率部在东北海城起义，国民党特务就造谣说潘朔端起义与李公朴有关；几天后，第二十四师师长龙绳祖担心被蒋介石吃掉，宣布该师“解甲归田”，特务借机污蔑说云南民盟支部策动龙绳祖解散二十四师；6月，李公朴、闻一多、潘光旦、费孝通等人参加云南大学青年教师王康和云南地方上层人士禄国藩的女儿禄厚坤的订婚仪式，特务借机诽谤说民盟与云南地方要人搞政治串联。

国民党军警特务的谣言和诽谤，在社会上产生了不良影响，对民盟十分不利。对此，民盟省支部决定给以反击。为了澄清各种谣言，表明观点与立场，同时借此机会和地方党政军以及文教工商等各界人士公开建立联系，为民盟争取公开的合法的地位，民盟云南省支部连续举行了三次招待会。6月26日下午，民盟云南省支部在法国商务酒店举行第一次招待会，由李公朴、闻一多、楚图南、潘光旦四人主持。到会50多人，主要是地方党政军机关及社会、新闻界人士。会上，四位主持人都发了言。李公朴第三个发言。他介绍了民盟成立的历史背景、主要目的、任务及与其他党派的关系，公开表明民盟的政治追求是“民主团结，和平救国”，批驳和澄清了特务的各种无稽谣言。招待会开得非常热烈，一直进行到晚上6点钟才结束。散会时还发生一个小插曲：有一名国民党特务趁人不备偷偷将会议签名簿“拿”走了，民主人士、音乐家赵沨看见后，“大呼狂追”，特务情急之下跳入酒店对面的河中，游至对岸，狼狈不堪。其实，会议签名册的名单按计划是要公开的。对于特务可笑又可气的卑劣行径，李公朴叹道：“其愚诚属可笑之至矣。”28日下午，第二次招待会仍在商务酒店举行，出席者主要为文化、教育、金融、实业界方面的人士共80余人。会议由李公朴、闻一多、潘光旦、楚图南、冯素陶、费孝通等共同主待。在这次会上，李公朴重申了上次招待会的内容，另外还报告了民盟的组织关系。29日，由于商务酒店遭到当局警告，第三次招待会改在金碧路冠生园举行。会议由李公朴和闻一多、潘光旦、楚图南主持，到会者都是新闻界和各期刊杂志社的负责人，共30多人。会议以对话方式举行，由来宾提出问题，四位主持人回答。李公朴回答了关于民盟与“救国会”关系的问题。由于当天主要是招待新闻媒体人士，所以他呼吁新闻界在反内战问题上做人民的喉舌，他说:“内战是万万打不得的。大家反内战的声音应该喊得更大些，打的机会也可少些。为人民喉舌的新闻界，在这点上，和民盟是一致的。”会后，李公朴将他在三次招待会上的发言整理成《民盟的历史与组织》一文，发表在《民主周刊》上，这是他留下的最后一篇遗作。

八、喋血学院坡

由于李公朴积极呼吁停止内战，要求和平民主，引起国民党当局的愤恨，必欲对其除之而后快。国民党特务对李公朴采取了多种手段进行迫害。他们先是散布谣言中伤李公朴先生，如在昆明市中心的近日楼贴反动标语、布告和壁报，攻击李公朴是中共的特务队长等。这一招不奏效，就派人在李公朴住宅附近监视李公朴的行踪，到北门书屋捣乱。朋友和同事都为李公朴的安全担心，嘱咐他注意安全。李公朴也清醒地意识到处境的危险，但是为了和平民主，他早已将生死置之度外，他曾经说过：“为了民主，我早已准备好了，两只脚跨出门，就不准备再进门。”

1946年7月11日晚七时许，李公朴与夫人张曼筠女士外出，他们打算去南屏电影院，去联系借用电影院来开音乐会募捐的事。电影院经理刘女士是位同情李公朴的爱国民主事业的朋友，她慷慨答应出借影院，并热情挽留李公朴夫妇看了一场电影。电影散场后，李公朴夫妇在南屏街搭公共汽车返回北门街寓所。到青云街时，李公朴夫妇下了车，从这里通过学院坡小路回家。就在学院坡，紧随身后的特务向李公朴打出了罪恶的子弹。7月12日凌晨，李公朴因伤势过重而逝世，年仅44岁。

李公朴遇难的第二天，中央社昆明分社写了消息，但是重庆的中央社总社一直拖延到13日才正式发布，中央社发表的消息只是简单地记录了李公朴遇刺的时间、地点和事件的经过，没有涉及暗杀原因、嫌犯等问题。延安的《解放日报》以《反动派恐怖行动变本加厉，李公朴先生在昆遇害》的醒目标题，对李公朴遇难进行了报道，文章第一句话就直截了当地说：“抗日救国运动七君子之一李公朴，前晚在昆明突遭国民党特务暗杀殒命。”《人民日报》更是使用了《蒋介石加紧法西斯恐怖，国特杀死李公朴》的标题，把杀害民主人士的凶手指向了蒋介石。

那么，是不是蒋介石指使杀害了李公朴？李公朴遇刺后，正在庐山避暑的蒋介石很快接到了消息，但事件对他来说也很突然，他在日记里写道：“昆明李、闻被刺案殊所不料，干部之无智无识徒增政府情势之险恶，领袖地位之不利，可痛之至。”军统特务沈醉在他的《军统内幕》一书中提到：“蒋介石从庐山打长途电话到南京责问毛人凤的时候，毛人凤也回答不出是什么人干的，只能说是他没有叫人干这件事。”这说明蒋介石当时的确不明情况。那么是谁指使杀害了李公朴呢？蒋介石急电召来刚上任的全国警察总署署长唐纵到庐山，当面命令他去昆明调查此案。

经过一段时间的调查后，真凶浮出了水面，真正的幕后主使人是云南警备总司令霍揆彰。他为了向蒋邀功，而派人杀害了李公朴。就在李公朴返回昆明后不久，霍揆彰就命令手下调查中共云南地下党和民盟人士以及进步师生，后来还草拟了一个包括李公朴、闻一多等人在内的共50余人的黑名单。1946年6月，霍揆彰亲自携黑名单飞往南京，向陈诚和蒋介石汇报，准备请蒋介石圈定后就动手。但由于当时蒋介石忙于东北的事，没有召见他们，于是霍揆彰将黑名单和行动方案留在国防部，返回昆明待命。7月5日，霍揆彰收到到南京国防部密电：“中共蓄意叛乱，民盟甘心从乱。际此紧急时期，对于该等奸党分子，于必要时得便宜处置。” 霍揆彰接到密电后，自以为得到最高指示，立即着手布置暗杀行动。李公朴成为第一个牺牲在霍揆彰魔抓下的爱国民主人士。

李公朴遇刺的消息传出后，人们十分震惊、悲痛和愤慨。1946年7月12日一大早，民盟云南支部的战友闻一多、楚图南等人，以及各界人士赶来医院探望，还有大批民众不惧当局的恐吓，也闻讯前来凭吊。闻一多望着长眠于病床上的李公朴，喃喃地说：“公朴没有死，公朴没有死。”他嘱咐李夫人张曼筠保重身体。张曼筠则担忧他们的安危，劝他们不要出来，千万要多加小心。闻一多表示：“公朴为民主牺牲，我们还活着，我们不出来，何以对死者？”

7月15日上午，由民盟云南省支部、昆明学联、各民众团体以及各界人士组成“李公朴治丧委员会”在云南大学致公堂举行李公朴悼念大会，昆明各界两千余人参加。会上李公朴夫人张曼筠报告了李公朴被刺经过，闻一多作了著名的《最后一次演讲》，痛斥反动派的无耻和暴行，并表示“跨出门去，就不准备再跨回来”。当天下午他就在西仓坡宿舍门口被特务枪杀，成为继李公朴之后为和平、民主而殉难的又一著名爱国民主人士。

7月16日，李公朴遗体在云南大学操场火化，昆明人民不顾特务和宪警的威胁恐吓，纷纷赶来参加火葬仪式。李公朴的骨灰，一部分由他的家属秘密撒放到滇池中，另一部分由他的夫人携往上海，交沈钧儒、史良等好友暂时以化名安葬，新中国建立后安放往上海龙华烈士陵园。为了纪念李公朴最后生活、战斗并献身的地方--昆明，李公朴的衣冠冢就安葬在昆明西山山麓滇池湖畔，1980年3月26日迁入昆明师院（现为云南师范大学）“一二·一”烈士陵园。

九、精神长存

在抗日战争最艰难的时候，李公朴来到了云南大后方，用火一般的热情和锲而不舍的斗志投入到进步文化教育运动与民主运动中。他在云南创办书店与出版社，传播发行大量进步书刊，同时亲自撰写了许多关于民主、教育、国家前途命运的文章，为云南青年提供了精神食粮，启发引导他们在人生道路上做出正确的选择。他和他的战友在云南开展了一系列卓有成效的民主运动，使爱国思想、民主观念更加深入人心，在民众中有了更深厚的根基，为民主斗争撒播了革命的种子。李公朴在云南走到了生命的终点，但他的精神并没有终结；他为救国事业、民主理想与进步文化事业鞠躬尽瘁的精神，鼓舞着后人前仆后继地奋勇前进！

[①]2009年9月，在由中共中央宣传部、中央组织部、中央统战部、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党史研究室、民政部、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全国总工会、共青团中央、全国妇联、解放军总政治部等11个部门联合组织开展评选的“100位为新中国成立作出突出贡献的英雄模范人物和100位新中国成立以来感动中国人物”活动中，李公朴被评为“100位为新中国成立作出突出贡献的英雄模范”之一。

[②]周天度：《七君子传》，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第436-437页。

[③]蒋阜南：《传播革命思想--忆公朴先生在昆明的两件事》，见方仲伯编：《李公朴纪念文集》，云南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318页。

[④]周巍峙、张则孙：《为新民主主义革命壮烈献身的战士〈李公朴〉画传代序》，见王健主编：《李公朴--纪念李公朴先生殉难五十周年》，群言出版社，1996年版，第8页。

[⑤]舒新：《抗日战争时期的个旧〈曙光日报〉》，见《个旧市文史资料选辑》第5辑，第20页。

[⑥]齐喜俭：《滇南早期报纸--〈曙光日报〉》，见《红河州文史资料选辑》第11辑，第77页。

[⑦]王健：《李公朴与北门书屋及北门出版社》，见《抗战时期西南的文化事业》，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西南地区文史资料协作会议编,成都出版社，1990年版，第428页。

[⑧]吕倩如：《关于〈孩子们〉》，见贺宜主编《儿童文学研究》第18辑，少年儿童出版社，1985年版，第160页。

[⑨] 《云南日报》，1944年9月22日。

[⑩]蒋阜南：《忆公朴先生在昆明的两件事》，见方仲伯编：《李公朴纪念文集》，云南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31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