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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道”情怀 开放精神——云南历史的启示
  • 发布时间:2014-07-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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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有个别性,需要沟通;又有共通性,可以交流。人人之间,天然有互相往来的需要。作为人的集成的民族、社会乃至国家,闭塞保守是暂时的,开放学习是永远的。

云南高原地处边疆,虽然大山阻隔,但自古以来即为中国经东南亚走向世界之通道。一个社会自我囚禁,必然停滞不前,落后挨打;一旦涌入外来文化,碰撞交流,方才凤凰重生。无论观察历史,还是衡量现实,云南文化都应定位为“通道”文化。凿穿大山,铺就坦途,走出高原,汇入到浩浩荡荡的普世价值和世界潮流中去,这才是云南文化的品质和精神。

一、云南与祖国内地的文化交流

今天,居于丽江的纳西族人仍旧有超度死者,送魂返乡的习俗,送魂返乡的东巴依照《送魂经》指引,护领亡灵渡过金沙江,送往北方。这或许反映了纳西族先民是从遥远的甘青地区迁徙而来。其实,云南西部很多民族都和北方的氐羌族群有相当渊源。

中华民族的远祖有三大族群,中原和西北的氐羌,东南沿海的百越,南方的百濮。在高山峡谷间,氐羌族群顺流南迁,百越族群则由珠江西进,各民族的迁徙与交汇,造就了红土高原上丰富多彩的史前文化。据《史记·五帝本纪》记载,黄帝生了一堆孩子,其中有两个叫青阳和昌意的,后来到江水、若水发展,“江水”、“若水”,就是金沙江与雅砻江。考察滇中地区的聚落遗址和劳动工具,会发现它们与仰韶文化有千丝万缕的联系。

还有学者依据四千多年前彝族先民太阳历法一年十月、一月三十六日、一季七十二天的神秘数字,五行观念以及“葫芦崇拜”等蛛丝马迹,提出了元谋人子子孙孙北上再南迁,金沙江文明影响了黄河文明的看法。

据《逸周书·王会》,丞相伊尹受帝命,要求南方各国朝贡,其中献上宠物狗的是濮人,直到近代,出自百濮族系的佤族仍有以小狗作为重要礼物送人的风俗。据《尚书·牧誓第四》,西南夷八族接受武王的邀请和节制,会盟誓师,云南是羌、髳、濮族的重要分布地。顾亭林先生《天下郡国利病书·四川·雅州》作有关解说,“髳”就是夏朝的防风氏。想当年,由于山高水远,开会迟到,防风氏首领被禹砍了脑袋。“髳”、“茅”同音,“茅”、“苗”互通,髳人就是苗人,髳人是长江中游的“三苗”向南迁徙与土著融合而成的。

山高水险的地理环境终是阻绝了云南人与祖国内地的交通往来,并且长此以往形成了云南人的文化心理。成语有“夜郎自大”,意思跟“坐井观天”差不多,夜郎在今天黔西一带,与古滇国接壤。汉武帝重开西南夷,遣使探道,先至滇,“滇王与汉使者言曰:‘汉孰与我大?’及夜郎侯亦然。以道不通故,各自以为一州主,不知汉广大。”(《史记·西南夷列传》)其实滇自大在先,只不过三个字不容易成语流传而已,谁也甭笑话谁。

3000多年前,云南铜矿已经开发利用。考古发掘剑川海门口大型建筑遗址,便是云南早期青铜文明的代表,稍后的楚雄万家坝铜鼓号称世界铜鼓的老祖宗。祥云大波那出土的铜棺重达257公斤,棺上纹饰遍布,极为罕见,江川李家山的牛虎铜案更是列入了“国宝”级文物。可是有一点却常常被有意或者无意地忽略:战国时期,青铜器逐渐为铁器所取代,退出了历史舞台,在云南,直至西汉,却正当繁盛。落后了好几个世纪。

虽然远在张骞通西域,大概知道印度的存在以前,民间人士就走通了蜀地经云南通往南亚的商路。但是行人稀少的民间商道只是一个方向、路线的概念,表明人们穷则思变,铤而走险的决心,何况这种决心在地大物博的中国并不能聚为潮流。大夏(今阿富汗)市面上有蜀锦出售,滇和夜郎照样自大就是证明。

政治军事的强行介入加速了高位文化向低位文化的流注,这种影响以政治制度的建立最为直接,以生产技术的变革最为显著。好的政治促进了社会的发展和民生的改善。

还在庄蹻王滇以前,秦灭蜀,两任蜀守张若和李冰就开始修建“五尺道”,始皇一统中国后作进一步整修。“五尺道”有两条,其一走的古僰道路线,古有僰人,乃宜宾、昭通一带土著;其二莋道,始于荥经,过凉山地界,直达金沙江南岸。凿石开路,道只五尺,但其意义却不亚于帝国内地五十步宽的“驰道”。

汉承秦制。前122年,张骞回国,面呈武帝,提出了打通西南夷,经印度,折返中亚达西域的构想。武帝遣使探路,使者在洱海周边被当地部族“昆明夷”杀害,遂有“汉习楼船”事。以后,前109年,灭滇,以为益州郡。益州郡以滇国故地为主,以滇池流域为中心。“益”是“增加”的意思,又三年,蜀也改称“益”,单位州部,两个益州都在古“九州”的梁州之外。东汉永平十二年(公元69年),哀牢王内附,因置永昌郡。永昌在今天保山一带。

尽管蜀锦流通南亚在张骞使西域以前,但是“蜀身毒(印度)道”可以改称“西南丝绸之路”,却在永昌郡立之后。逢山开路、遇水搭桥,汉代再通“五尺道”,设置隘口驿站,改称汉阳道和零关道。成都南向,其一,走零关道,行至蜻蛉(大姚),再到云南(祥云)、叶榆(大理),过永昌(保山)、腾越(腾冲),出密支那,进入缅甸,即南丝路西线;其二,走汉阳道,过朱提(昭通)、味县(曲靖),折向谷昌(昆明),步头(建水),直走越南,即是东线。丝路过印度,到西亚,通欧洲,所经各地,逐渐崛起,成为重镇。东汉五铢钱在大半个西南夷都有发现,表明蜀身毒道畅通带来的商业发展,朱提堂狼洗得以销往祖国内地……

两汉在西南夷遍置郡县,大量移民实边,秦相吕不韦宗族先徙于蜀,汉武帝时再迁于滇,施甸县原名不韦,即是。汉人实边,带来了先进的生产技术。别看云南是栽培稻起源地之一,种植的是旱稻,王莽新政,文齐先后治理朱提和益州,大兴灌溉,才推广水稻,造塘蓄水、修渠引水、设闸控水、打井提水等水利技术传到西南夷。云南高原有牛,用以祭祀,充当一般等价物,吃完牛肉,往往把牛头挂在栏杆上炫富,至今古风犹存。青铜器饰有西南夷牵牛,强执牛角,或用麻绳直接拴住牛脖子,拉去宰杀嘛。穿鼻驯牛、带犁耕田的技术应是与铁制农具同时从中原传入的。

三国至隋,西南夷称南中,三百多年间,战乱频仍,驻军将领和地方乡绅得以坐大,史称南中大姓。蜀汉南征将领李恢、固守永昌的吕凯、弃甲归降的孟获、其他被诛的雍闿、朱褒等都是南中大姓。晋灭蜀,立宁州,直属中央,治所晋宁,与今日云南辖境最相似。西魏末年,北方也冒出来个宁州,南方的只能叫南宁州了。南中大姓在彼此争斗中此消彼长,最后剩有爨氏一枝独秀,是乱世中的“南霸天”。《爨龙颜碑》开篇捋抹族谱,自称楚王后裔。几百年间,爨家刺史、太守、县长,数不胜数,以致有爨地、爨人、爨部之说。今天,云南地方学人甚至可以数年如一日地在文史馆、社科院研究一下“爨学”。

爨氏发展壮大,实际上是汉人殖民的结果。移民实边也好,军屯民屯也罢,都会遭到原住民的反抗,中原王朝一方面针对下层派兵镇压,一方面拉拢上层,示以羁縻。落后挨打,原住民争斗无效,只好半推半就地承认既成事实。诸葛亮南征胜利,置南中七郡,倚重大姓势力,施行“大姓部曲制”,夷汉杂处,强力促使民族交往。反抗归反抗,百十年下来,殖民者的生活方式和生产技术带动了相当一部分原住民,他们因地制宜,定居下来,耕田种地,逐渐汉化。当然也有一部分坚守自我,自恃甚高,在高山密林间世代游牧。如此,种田的集合在西边,叫西爨白蛮,放牛的聚拢在东边,叫东爨乌蛮。爨人以叟人为主,慢慢演化成今天的彝族。彝族有白彝黑彝,黑彝作风古老,血统高贵,是看不起白彝的。

原住民也会影响到外来户,大姓豪强和夷帅耆老结盟通婚,谓之“遑耶”,爨氏做起了“鬼主”,汉族也逐步“夷化”。夷人汉化,汉人夷化,中原汉族统称为“南蛮”,这种夷汉互化的文化认同感为南诏、大理国统一云南打下了民族基础。

李唐立国,在南宁州继续重用爨氏,又在滇西置姚州都督府。这时,西藏高原上,松赞干布统一各部,正式建立吐蕃王朝,680年,吐蕃控制了川西,继而攻陷姚州。南诏崛起的机会到了!

南诏祖上,据说是在哀牢山放牧,迁居巍山,从事农耕,就发了起来。“诏”有部落的意思,洱海周边,另外还有五诏,因为直接承受压力的缘故,不得不投靠吐蕃,而南诏地处后方,一直坚持奉唐正朔,弄得中央很是感动。707年,唐军打了一个胜战,在漾濞立柱作纪念,接着盘算一番,就扶持南诏统一滇西,封皮罗阁做了“云南王”。地盘大了,野心见长,后来唐军筑安宁城激起爨氏造反,皮罗阁抓住机会,挥师东进,最终兼并爨氏,胁迫爨部二十余万户西迁永昌。765年,阁罗凤遣子凤伽异在滇池畔筑拓东城,又名鄯阐府,模仿两都制,以之为东京,东寺塔和西寺塔就是拓东城的遗留。

杰沙,北临普安,南到越瓦解爨氏只是牛刀小试。唐朝一再失策,南诏背反,几度接战,连败唐军,754年的天宝战争,更是取得全歼约二十万的战绩。隔朝修史,宋人吸取教训,说偌大一个唐朝给玩完,都怪南诏不好,前有安禄山,后有黄巢才那般猖狂,因此不和大理段氏比划了,玉斧一挥,大渡河以外,俺老赵家不要了。南诏和大理国,其版图东至贵州黑河,西达缅甸,面积约为今天云南省的2.9倍。无论南诏和唐朝连年交锋,还是大理国与宋朝边境互市,云南人不可能再自吹自擂,贻笑大方了。南诏、大理国的政府架构学习唐宋,政务官员有“清平官”,军委会有“大军将”,“六曹”就是六部的翻版,洱海流域划为十赕,都城直辖,地方有八府节度,治军领民。南诏几番寇蜀,大肆劫掠,把手工艺人押回都城,756年阁罗凤虏得西泸令郑回,做了凤伽异的老师。你不给我,我就来抢,对于中原文明,南诏有点羡慕嫉妒恨的意思的,劝丰祐即位,甚至以父子连名的习俗为耻,干脆把“劝”字去掉了。南诏是申请名额,打发子弟到成都留学,大理国则开科取士,还遣使向宋朝求取各家经典。

南诏几代君臣的政治智慧体现了这种学习成果。天宝战后,南诏随即修了大唐天宝战士冢,直到今天大理白族仍奉沉江而死的唐军主将李宓为“本主”。南诏转与吐蕃修好,趁机四面扩张,但阁罗凤敏感地预见到重归于唐乃是必然,766年立《南诏德化碑》,郑回生花妙笔,大吐苦水,声明与唐决裂的不得已,发狠立誓,表示拳拳衷心。果然,南诏与吐蕃,先是兄弟,渐成臣属,吐蕃欺压太过,实在受不了了,唐朝却又喘过气来,793年,异牟寻遣使求归,次年点苍会盟,再后出兵收复失地,让吐蕃吃足了苦头。

接受中原文明,从被动到主动,此时此地,汉字成为南诏、大理国的官方文字,文人墨客吟诗作文,大有可观,碑铭墓志,着实不俗。这样的氛围中,当然可以接纳佛教文化落地生根了。现存座塔最高者之一。寺内悬挂洪钟,有人写了对联: “大叩大鸣,小叩小鸣,普觉梦中之梦;一声一佛,千声千佛,遥闻天外之天。”可想当时盛况。
 
中国大理段氏22传,有9人避位为僧,即使是政治斗争,做和尚总比丢了性命强。大理时人,爱把“观音”、“般若”、“药师”等佛号夹在姓名中间,正是“家无贫富有佛堂,少长手不释念珠。”早在丰祐年间,南诏就斥资几个亿,建成崇圣寺三塔。据《南诏野史》记,崇圣寺房舍近千间,铸佛11000余,耗铜43000斤。主塔叫千寻塔,现存高度69.13米,一共16级(与内地级数为单不同),是

1253年,蒙古军坐着羊皮筏子,渡过金沙江,灭了大理国,段皇爷降格成段总管。1274年,以西域回回人赛典赤·赡思丁行省云南,元朝在全国分置了10个行省,云南是其中之一。
 
汉武帝置益州郡,有云南县,县治在今天祥云县云南驿,“云”是宾川鸡足山的云,云南县在鸡足山南边,直到1918年才改名祥云。诸葛亮置南中七郡,其一名云南,以县名郡也,云南郡下辖滇西9县。唐朝封皮罗阁为“云南王”,宋朝封段氏做“云南节度”,都是希望他们在滇西威风一下就行了,谁知南诏竟拓东寇蜀,一度还打到广西、越南。元朝建立云南行省,大理城段总管占着,只好在滇池边依着鄯阐府建了昆明城作为省府。昆明本是游牧在洱海流域的一个部族的名号,他们曾经杀了汉武帝的探路使者,“汉习楼船”的昆明池,模拟的是洱海。南诏崛起,洱海成了“南蛮”王族的地盘,昆明夷被撵到北边,所以四川盐源县境的定笮镇当时叫昆明县,另一支跑到东边,元朝先设置昆明千户所进行管辖,紧接着就成了省城。
 
元明清以降,中央集权和专制统治臻于完全,不再允许云南以地处边疆和民风迥异的借口居于“化外”。的确,从一方面讲,你老要强调例外玩特殊,更有甚者还喊一嗓子什么“民族的就是世界的”,无异自甘落后,自我欺骗,自绝于人。赛典赤治滇,第一步改组政府机构,设置规范路、府、州、县,和内地一样,层层节制,使得政府更像政府,而非军营,更不是部落。元朝皇帝鼓励内地官员到云南任职,称为“流官”,高原密林,大山深处还是酋长时代,无奈得很,便以 “土司”统治,其实还是“羁縻”政策的变种。羁縻就是笼络,长绳子拴着你,大笼子关着你,你的活动余地蛮大的,不是太出格,强奸几个女人,杀翻几个奴隶,屁大点事,算不了什么,只要不造反,上面睁只眼闭只眼,装作没看见,上贡一枝鸟毛,皇帝乐得不得了,说卿家忠心有加,朕心甚慰,鞍马劳顿了,赏你黄金白银、绫罗绸缎吧。治下的百姓不算国家户口,赋税交给土司就行,不同的是,元代的土司不用大老远跑到京城朝觐,土特产品就让地方大员代转。历史在发展,人类在进步,土司制度显得有些不“摩登”了,从明朝开始,实行“改土归流”,官员统统经过科举考试,任期一满,立马走人,清朝来得最彻底。触及到世袭特权的利益,当然免不了刀光剑影,人类社会的前进常常一步一个血印子。
 
行政水平的提高带来了云南经济的飞跃。赛典赤在昆明大兴农田水利,筑松花坝,修南坝闸,疏通滇池海口,昆明坝子迅速发展起来。明朝军屯规模最大,洪武二十二年(1389),迁移江南、江西人口250余万入滇,仅明一代,云南汉族人口跃居第一位,原住民成少数民族了。而今村镇地名,有“所”、“堡”、“营”、“屯”、“旗”、“庄”、“哨”者,多为军户聚居得名。军屯有组织,有领导,农业设施的修建惠及周围,使用工具和生产技术,为整个农业经济做出了示范。明时,云南开始稻麦同田轮种,立夏收小麦,中秋割谷子。
 
和种田的汉人认定“无商不奸”有区别,蒙古人不排斥生意往来,现在的金碧路附近,元代就开始热闹,历经元明清,昆明城发展到“城里三坊,城外二十四铺”的程度,其规模远远超过了大理。其时,以“街子”为特点的民间贸易也兴盛起来,街子一般以十二生肖命名。蒙古军凶残野蛮,唯独不杀手工艺人,他们的社会地位比农民和知识分子都高,这个习惯形成政策,也推动了商业的发展。清代,终于用得着使用全国流通的“制钱”和“纹银”了,于是,云南一举废除贝币。
 
“衣食足而后知荣辱,仓廪实而后识礼仪”。赛典赤首建孔子庙,置官劝学,建水文庙名闻全国,云南学子参加全国科考了,清代,官学、书院、义学已遍及州县。明代,安宁杨一清官至内阁首辅,大理李元阳当到监察御史,因为不习惯官场规则才回的老家,杨林兰茂有一部《滇南本草》,晋宁担当写写画画,都取得了很高的成就。清代则有姚安的高奣映,说是可以和顾炎武、黄宗羲、王船山、高元齐名,弥渡的师范,著成《滇系》,昆明的钱南园,号称书法大师。云南也有史志可写了,元代有七部,明代有几十部,清代有百多部,不再称“蛮夷”了。
 
但在高山密林,清代《云南通志》还有这样的描述:“结草为庐,或以树皮覆之”、“男女无贵贱皆披毡,跣足,手面经年不洗”、“更有居山岩者,衣木叶,茹毛饮血,宛然太古之民”。他们还在知其母不知其父的母系氏族时代,掠人为奴,想要逃跑的,砍手断脚、抛岩挖心。这样的生活状况,无论再怎么讨厌现代社会枯燥乏味、缺少花样的,也不会去大唱赞歌吧?
 
从公元前109年汉武帝置益州郡开始,云南历史几经变迁,云南民族几经演化。据说,1978年河南安阳妇好墓出土的91件商代青铜器的矿料通过实验发现取自云南永善,楚国的金币也来源于金沙江,资源的开发利用带来了政治军事与生产技术的互动交流。从原始的“蜀身毒道”到秦汉的“五尺道”、“零关道”、“汉阳道”,历经南诏、大理国时代,至于元明清,主要干道交通省外,各级驿道已网络全省,从出发地到目的地,可以算出准确的日程,运输铜、锡的马帮,源源不断,商旅往来,不绝于途,云南和东南亚各国的商贸往来具体地见于各地史志,这些,留待下一章节云南和东南亚的文化交流再加溯源吧。
 
两千年下来,举凡政治、经济、社会、文化、教育、宗教,终于发展到与内地相差无几的水平。往来交流的需要促使了通道的产生和发达,云南历史艰辛的发展历程彰显了“通道”的意义。而世界历史却开始200年了,农业文明即将没落崩溃,工业文明即将成为新的世界潮流,公民文化必须取代精英文化,整个中国尚不知晓,谁也没有料到1840年的炮声骤然响起。
 
云南的近现代史怎么发展下去?后世所谓“丝绸之路”,对于工业乃至后工业时代的中国人、云南人,如何显现出它精神文化与交通世界的双重价值?
 
二零一三年秋凉写毕于云南省图书馆
本文部分资料来源于何耀华主编《云南通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年6月版,特此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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