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敖是我的五舅，1949年随我姥爷、姥姥去了台湾。我出生后就从没机会和他见面。直到2005年9月，李敖56年后第一次离开台湾，到中国大陆进行他的神州文化之旅，我才陪同我父母在北京见到他，并全程陪同。

在短短几天的相处中，我听了他在北大、清华和复旦大学的演讲，听了他日常生活中的很多谈论，也和他进行了一些交谈。通过接触，以前在我脑海中一个朦胧的李敖变得清晰了。我是这样评价他的：一介书生，一代大师，一张利嘴，一身傲骨。

我更喜欢文化李敖，梁启超先生有一首诗写到：“十年之后当思我，举国犹狂欲语谁”。李敖的思想，李敖的观念可能是十年之后才被人真正认识到的。也正因为这样，他具有一种争议性这样的特点，正因为这样，我觉得值得我去认真的思考，认真的研究这样一个现象。我觉得李敖实际上是一种文化现象。

在我看来，他的思想最重要的不在于他在史学界、哲学界或者说文学界有多大的建树。很大程度上李敖是一个破坏   家，打一个不确切的比方，很像法国的一位哲学家德里达，他对西方制度的完满和现代性的秩序加以颠覆，但他颠覆的方式跟德里达不一样，德里达是比较严谨的来阐述，学习他的思想锋利。李敖更多是以犀利的言辞，甚至带有痞的方式，把正式的方式拉下来，把你的皮拨开，看到正经下面的不正经，看到所谓的思想大师下面，或者是体制性的下面的自己的缺陷性。他是嬉笑怒骂的狂徒，是不拘一格的演说家，在这个方面的颠覆。李敖说“别人骂你是王八蛋，我却证明你是王八蛋”。

李敖是一个比较优秀的文学家，他的成就就是在杂文，嬉笑怒骂，狂徒自持，以俗为雅，幽默诙谐，这是她的杂文的一个总体风格。在评价以往的著名的文章、大家的时候，人们统统说陈独秀以气势来取胜的，胡适是以流畅来取胜的，鲁迅是以锋利见长的。李敖对我说他是具有三者之长，而且他还具有梁启超的情感，语言中带有情感的表达方式。

李敖跟我这样说：“我把具有反叛意识的和具有创新精神的作家称之为浪子，把继承传统写法的作家称之为孝子，传统要变的话有浪子，如果没有孝子，就是给传统文化送终，历史我认为就是由这样的人来谱写的”。这是他关于思想方面和文学方面的总体的看法。

李敖对我说他是激进的知识分子，有两个特点：

第一是：独立的思想，特性独行，绝不与人家雷同，如果有一人呼应，或者是大众互换，他立即改变，超前你。第二是不畏权威，不是光想一些不食人间烟火的，他很务实，很现实。所以他往往把他的思想和现实对抗联系在一起，监禁多次，而且有可能遭受杀身之祸也在所不惜，这已经超越了专家、学者、教授这个层面的思考。他对思想行动，对知难行易，还是知易行难都有自己的看法。李敖更多的是立足行动，他的思想就是行动本身。因此，他又像一个学者，而更像一个政治家，像一个实践家。

李敖56年第一次到大陆进行学术访问，应该说在北大、清华和复旦三所大学的演讲，是他的一个主要内容。而要完成这个主要内容，把事做到很顺利，作为学者的身份，应该说是最合适的，这和李敖的文化思想有很大的的关系。在李敖的文化思想当中有一点，他认为要变化，教育要先行。他对我说他对台湾社会思考最早，感触最深就是教育问题。在50年代，他认为他本人就是教育体制的牺牲品，为了反抗中学的教条的教育体制，他中学就休学，自己在家里自学，大学的时候，他为了反对大学里面的生硬的教育体制，他也曾经休学一次，退学以后，重考另一个系。

我有时候在想，也许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思想风采，李敖的思想风采正如他说的话，他是台湾教育培养不出来的，是台湾文化培养不出来的，是台湾制度下生长不出来的，这是“宫外孕”。他认为以长远看，七年树木，百年树人。用这种眼光看，教育是影响着一切，尤其是政治。所以革命之成功必须有赖于思想之变化，只有教育才能使思想变化。他在跟我谈话中说道：“自己如果思想不发生变化的话，没有新气象，这个国家就不会有希望。”所以这个基础上，他在60年代初就发表了高等教育的一面怪现象等等文章，严厉批判了台湾的应试制度的学历现象，单一等等现象。

李敖在大学演讲中提到“一个真正的大学生应该是智慧的，有判断力、有广博的知识。能独立思考，独立判断。特立独行。这些是大学培养出来的。所以教育之重要。”

总之，我认为李敖的人格魅力还来自于他的文化思想。李敖的人格，李敖的特立独行，是他特立独行的思想体现。真正理解李敖还是看他的作品，理解他的思想吗，从思想上认识他，这才是李敖的真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