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漱溟（1893—1988），原籍广西桂林，生于北京，现代著名思想家，哲学家，教育家，现代新儒学的早期代表人物之一，社会活动家，爱国民主人士。

　　梁漱溟5岁入学开蒙，就被父亲送到“新潮”的中西小学堂就读，并从小就养成了自学的好习惯。1906年，梁漱溟考入北京顺天中学，1911年毕业后，己习惯于博览群书的他便没有去上大学，而是走向社会担任了《民国报》的编辑兼外勤记者。他终生坚持自学，虽然从未上过大学，但博览群书使他获得了渊博的学问。

　　1917年，23岁的他发表了《究元决疑论》，名声鹊起。当时的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只重真才实学而不唯学历论，常常不拘一格选人才，便把他聘到北京大学任教。他在北大先讲的是印度哲学，不久便出版了《印度哲学概论》；后来又讲儒家哲学，就连大师级的人物梁启超都亲自上门向他请教过佛学。 1921年，他出版了《东西方文化及其哲学》，闻名遐迩，名声大振。

　　梁漱溟一生，都在独立思考着人生问题和中国的社会问题，他的这种独立特行的思想和行为是受其父梁巨川的影响很深：梁巨川是位曾任过内阁中书和民政部主事等职务的前清举人，也是一位忧国忧民、体恤下属、没有任何官架子的“怪人”。在他60岁生日前三天，和儿子梁漱溟在讨论局势时的他，还曾问过梁漱溟：这个世界还会好吗？但随后便在家人不注意时悄悄留下了“国性不存，我生何用”的遗书，自沉于离家不远的湖中了。父亲的自杀，虽然让他永远离开了这个污浊的世界，但也给梁漱溟留下了终生无尽的思念和持久的影响。

　　梁漱溟因思考人生问题和中国社会问题而不得其解，曾多次想自杀。但在他父亲自杀后他便立志：在没有完成复兴儒学使命之前，自已决不能死！以后，他注意到家中天天为生活而劳作的女工但脸上却永远挂着温馨的笑容，而自己家境很好衣食无忧却又苦闷不乐。这是为什么？他从两者的巨大反差中参悟了人生，得出的结论是：人生的苦乐不在外界环境，而在自身即自己的主观世界；满足则乐，不满足则苦。有此认识，1924年，梁漱溟便辞去了在北京大学的任职，到广东、上海、山西、河南、山东等地，去从事他所心仪和他提倡的所谓“乡村建设运动”去了。

　　从1931年起，他与同仁共赴山东省邹平县创办乡村研究院，并把妻子黄靖贤和两个儿子从北京接到邹平来，一住就是七年，导致妻子黄靖贤于1934年在邹平病逝。邹平当时是一个很小很落后的小县城，没有电没有自来水，甚至连一家百货商店都没有。吃的是井水，点的是油灯，他们过的完全是农村生活，而且平时他都在研究院内和学生同吃同住，只是偶尔才回家。当地医疗条件自然也很差，如果不是他把家迂到邹平去，年青的妻子很可能还不会英年早逝呢！

　　半个世纪后，梁漱溟在其著作《生平略述》中这样介绍说：山东乡村研究院，它以全体乡民或村民为对象，培养农民的团体生活习惯与组织能力，普及文化，移风易俗；并借团体组织引进科学技术，以提高生产，发展农村经济，从根本上建设国家。由此可知它不是商业性的赢利组织，而是由政府给于资助的服务性兼研究性机构，梁漱溟到这里来决不是为了升官发财，而是出于信仰的召唤而产生的自觉行为，它不姓“私”而姓“公”，无私地服务于农民。一个京城长大的官宦人家的子弟，放着好端端的大学教授不当，居然能到这样艰苦的地方来生活，埋头苦干一干就是七年，如果没有理想和信念的支撑，这根本是不可能的。如果是自私自利的势利之徒，更不会有此“反常”的“蠢举”。对于这样一位独立特行的人物，只能引起我们内心的崇敬而决不是否定。

　　七年后，这项试验因日寇的入侵而不得不停止，否则，梁漱溟还不知要干到何年何月呢？

　　后来，梁漱溟应蒋介石的邀请到重庆担任国民参政会参政员。1938年1月，梁漱以参政员身份访问延安，同毛泽东纵论中国及天下大事，相谈甚欢；1939年2月，他以同样身分赴晋察冀和苏鲁皖等地敌后游击区巡视，在枪林弹雨中，他与国民党的抗日将领蒋鼎文、阎锡山、卫立煌、陈潜以及新四军的领导人罗荣桓等都进行了会晤，历尽艰险。

　　梁漱溟一生都把金钱看得很淡，且向来生活简朴。1941年他在香港创办《光明报》，他是“一把手”社长，给自已定的月薪只是100元，给经理定的月薪却是200元，后来他又把自已工资的一半，补贴给其他家庭人口多的副经理。解放初期，他的月薪是300元，他只留下100元作为家庭开支，其余的200元都接济了因冤假错案而生活无着落的友人，而且也不怕政治上牵累自己。

　　1941年后，梁漱溟曾任“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常务委员，黄炎培任中央委员会主席。二人通力合作，试图以“第三方面”的力量协调国共两党关系，促成两党的团结却未果。黄炎培曾和梁漱溟戏言曰：我们是“黄梁一梦”啊！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梁漱溟不愿进京参加政协会议，但由于1950年毛泽东和周恩来的再次邀请，他才从重庆进京，愿意进入全国政协，担任政协委员。

　　梁漱溟惯于独立思考，一生不讲假话，不随大流，惯于直言、坦言和放言。这种牲格特色真是“江山易改，性格难移”，贯串于他一生的始终。这既铸成了他人生的坎坷，也成就了他在历史夜空中的赫赫英名。

　　1953年9月11日，梁漱溟在全国政协常委扩大会议上发言说：近些年来，城里的工人生活提高得快，而乡村农民生活依然很苦。所以有人说工人生活在“九天”，农民生活于“九地”。工农生活有“九天九地”之差，希望政策向农民倾斜以缩小两者差距。他的发言被呈报毛泽东后，毛泽东严厉斥责梁漱溟是坚持地主阶级的反动立场，非难党的农村政策。于是在9月12日的会上，毛泽东不点名地批评了梁漱溟。梁漱溟觉得毛泽东曲解了他发言的本意，要求澄清并解除对他的误会。可是，毛泽东对他的定性逐渐升级，17日更将他说成是野心家、伪君子。    

　　 9月18日下午，梁漱溟在会上对毛泽东说：“我现在唯一的要求，就是给我充分的说话时间。我还想考验一下领导党，想看看毛主席有无雅量。”

　　毛泽东回答说：你要的这个雅量我大概不会有。书生本色的梁漱溟竟然向领袖“叫板”说：“主席你有这个雅量，我就更加崇敬你；若你真没有这个雅量，我将失掉对你的尊敬。”

　　梁漱溟最终未能遂愿，他成了众矢之的被赶下了讲台。不过，“没有雅量”的毛泽东仍保留了他政协委员的资格，工资和生活待遇也照旧。

　　1955年，他又被公开点名批评，后来又被树为全国的“反面教员”，成为活生生的阶级斗争的“箭靶心”，并取消了他在政治上的发言权，任何大小会议都不让他参加，也不让他发表文章，他却因祸得福：因为没有了发言的机会，他也就逃过了1957年“反右”的那场劫难。但“天网恢恢，疏而不漏”、“逃得过初一，逃不过十五”，“文革”开始后，又宣布补划他为“右派”，必须接受街道办事处的监督、劳动改造。年逾古稀的他，还被赶出了原来宽敞的居室，但他不仅坚强地活着，还在暂住的小屋内，凭记忆写出了《儒佛异同论》。

　　1970年，派驻在全国政协的军代表决定恢复学习活动，要让全国政协委员们“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自己”，便通知梁漱溟到直属组参加学习，不得请假。全组名单上20多人，但有些人还关在监狱中，实际参加直属组学习的除梁漱溟外，主要是国民党特赦战犯，如杜聿明、宋希濂、范汉杰、王克俊……等十来人。

　　四届人大召开前夕，让他们学习“宪法修改草案”，并欢迎他们提出意见。梁漱溟一眼就看穿了“草案”的不伦不类：它跟着“九大”的修改党章走，规定了林彪是毛泽东的接班人，可谓“空前绝后”地开创了世界任何国家宪法内容都未有过的先声。梁漱溟被剥夺发言权后沉默已近20年，他看大家全都成了政治植物人，全都大唱颂歌不提意见，便挺身而出，大放“厥词”曰：“制定宪法，目的是为了限制个人权力的滥用无度，一部宪法，上至国家元首，下至普通公民，人人必须遵守，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不存在凌驾于法律之上的事，如果把哪个个人放在宪法之上，则违背了制定宪法的宗旨，宪法执行起来就不可能完善，不可能彻底。这次的‘宪法修改草案’中，不仅列有个人的名字，而且还规定好这个人就是接班人，这种做法是不妥当的，给人的感觉是个人高于宪法，失去了宪法作为国家根本大法的意义。同样，这次‘宪法修改草案’决定不设国家主席，这并不好，道理上也讲不通，一国的元首，不能没有，设国家主席是一回事，选谁当国家主席又是一回事，总之，要依法办事，不能随个人的意愿、好恶随心所欲。一个国家政治稳定的框架，是制度，不能由哪个人出尔反尔说怎么样就怎么样的。”

　　梁漱溟的这番话，说得整个会场鸦雀无声，说得大家面面相觑，说得不少人心惊胆战，有人甚至吓出一身冷汗。为了明哲保身，若沉默就算是同意，若沉默就是支持梁漱溟的“反动言论”，于是，许多人便赶紧出来表态，指责梁漱溟是别有用心，借提意见为名，搞恶毒攻击“伟大领袖”的老一套。军代表也慌了手脚，是自己鼓励他们提意见的，谁能想到梁漱溟竞会提出这种意见来，但毕竟是吃惯了“政治饭”的人城府在胸，他便对大家宣布：“既然是内部提意见，说了也就说了，但千万不可外传，这是学习纪律。”正因为此事没有外传，未为外人知晓，才没有人再来找梁漱溟“算账”；否则，若按当时的政治形势，梁漱溟则会被“全民共诛之，全国共讨之”，会为之丢了老命的。

　　1972年，“接班人”林彪在温都尔汗自我爆炸后，“四人帮”搞了个“批林批孔”实为批周公的政治运动，身为儒学大师的梁漱溟洞悉此中奥秘便采取沉默，这种沉默竟惹怒了“女皇”江青，便逼其非要他表态不可。他便在政协学习小组会上表态说：我不想讲什么，因为我对时下的批林批孔不赞同。鉴于以往的教训，我专门写了一篇《今天我们应当如何评价孔子》的文章。说完便把此文交了上去以文代言。于是，批林批孔在政协立即变成了批梁漱溟：历时7个月大小批判会共100多次，他被戴上了“孔老二的孝子贤孙”的帽子，组织者觉得：这下子梁漱溟该老实认罪了吧！便特地去询问他有何感想？梁漱溟却一字一顿地回答说：“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其志！”

　　粉碎“四人帮”后，在真理标准大讨论之前，全国还沉浸在两个“凡是”的氛围中时，他在政协会议上就直言：“文革”搞糟了，“文革”的祸因是治理国家不靠法治而靠人治；1977年2月7日，两报一刊联合发表社论《学好文件抓住纲》，正式提出“两个凡是”的概念，并继续宣扬“以阶级斗争为纲”时，他则公开表示：“我梁漱溟不要说在“文革”中，早在1953年我就已经不买“两个凡是”的账了！过去是这样，现在还是这样。”所有这些否定“文革”的言论，都是向以“两个凡是”为治国方针的“新领袖”华国锋”叫板”。

　　1978年2月，全国第五届政协会议在北京召开，邓小平当选全国政协主席，梁漱溟也从全国政协委员当选为常委，虽升了官但没封住嘴，在这次会议上他又放了一大响炮，又对“文革”猛烈开火。尽管当时在老干部中，私下大家对“文革”皆已否定，对“两个凡是”亦不屑，但公开发表讲话并能从理论上有理有节地否定“文革”的人还没有一个，历史已经记住：梁漱溟是当之无愧的否定“文革”的第一人。但梁漱溟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的发言，当时却使他又再度成为被批判的对象，连续几个月一直受到严厉的批判。直到80年代初改革开放后，才搬开了压在他头顶的巨石。

　　1980年，美国艾恺教授在采访晚年的梁漱溟时问他“最伟大的中国人是谁？”，当时他毫不犹豫地便脱口而出：“毛泽东！”。这似乎颇让人感到惊奇，其实仔细想想也根本就不奇怪。因为，若从表面现象看起来，梁漱溟解放后一直都是以“反毛”著称，但梁漱溟一生光明磊落，历来都是对事不对人，他反对的只不过是毛制定的错误政策和错误的用人之道(重用林彪)，他既没有对毛作任何的人身攻击，更没有丝毫全盘否定毛泽东的意思，他的一切言论都是在尽他当政协委员的职责，提出个人的一些政见而已。而且，他所言也全都是事实，历史也已经证明，他的见解也是正确的。作为一个一生都在思考人生，都在思考中国社会问题的大思想家，他对毛泽东的历史功绩是有清醒的认识和肯定的，只不过他研究的是儒学和佛学而不是历史，才没有对此大唱颂歌而己。此其一；同时，各人的身分、地位、职责不同，他当然没有资格像邓小平那样，对毛泽东作出“功大于过”、“三七开”的系统的历史评价。此其二。所以，他才会在艾恺提出的问题时，从自已的切身感受和认识出发，作出如此真诚、直率和极其自然的反应，这也正形象地体现了他一生直言、坦言、放言、和从不说假话的性格、为人的本色。艾恺教授又问他是不是那场历史大游戏中的失败者？他回答说；“我并不失败，也没有遗憾，我做完了我一生中要做的事情。”艾恺教授无限感慨地说：“梁漱溟是一个幸福、惬意的老人，世间的万事都不足以动其心。”

　　93岁高龄时他应邀授课，始终坚持站着讲而不落座，在校方再三恳请下，他便朗声口诵梁启超的名言曰：“学者就应该死在讲台上！”令全场学子动情动容，掌声如潮。“大德必寿”、“德高者寿”，梁漱溟老人虽然命运多舛，但却是苍天有眼，直到95岁高龄才谢世，才走完了他人生的旅程。他在辞世时留下的最后一句话是：“我累了，我要休息。”

　　呜呼！梁漱溟的一生，独立特行、独立思考、敢讲真话、表里如一、处事顶真、笔墨顶真，上承千年儒家风雅之香火，下启一湾清流之韵致。他这个政协委员，可不是与那些只知道吃吃“会议伙食”，举举拳头，拍拍巴掌，打打官腔、说说套话的应声虫般的“政协委员”一样，而是胸怀国家民族、敢于议?论政，虽然他所说的都是些“逆耳之言”，但其实是“忠言逆耳利于行”！其实他一生都是与党和政府“肝胆相照”的真正的“诤友”是也！在21世纪的今天，打起百盏灯笼恐怕也难在时下的精英人士中寻得到像梁漱溟这样的人了吧！……

（沙平）